百科全书式流氓

欢迎朋友们来到我的BLOG.关于BLOG是个什么东东，广有评述，我不再赘述。不管它是我们的客厅还是橱窗还是卫生间，反正我认为它是我们表达自己和交流思想的一角天地。

我是一个学习机械工程专业（数控技术）的专科学生，但可以这么说，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对哲学，文学，地理，心理学，医学，历史等都有广泛的兴趣（但毫无建树）。不过我也不追求以这些为终身职业，毕竟我还是想做一位工程师。我想一个数学家可以写一本很不错的小说，而一个搞历史的如果要在数学物理上有所作为则不易啊．所以～～～

所以，BLOG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算是我的网络备忘录。

与此同时，我也想借此途径交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毕竟我这种人时很孤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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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握有名牌大学的电机工程学文凭，江泽民还是遇到了找工作的难题。他虽然听说在中国东北的发电厂有空缺职位，但此刻内战正酣，交通几乎断绝，他去不了那里。由于无事可做，他和他的朋友童宗海只能四处打零工。在空闲时，他们就回学校去碰运气，希望在系里面的公告牌上出现一个工作机会。

    “江泽民和我有一个约定，”童回忆说，“如他发现有适合我的工作，他就告诉我，而如果我发现有适合他的工作，我也会告诉他。”

    但不久，因为江一直忙于他事，查看公告牌就成了童的职责。8月，他看到了上海海宁洋行（这是一家中美合资食品企业）的一张招聘启事。这张启事是他们的一位教授贴的。“找到江泽民以后，”童回忆说，“我们就直接去了那个教授的办公室。”第二天，两人怀揣推荐信来到了海宁洋行，一位经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很显然，”童回想说，“已经有人向厂方介绍了我们的情况。”他随后微微一笑，说道：“谁想得到是我帮江泽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而从此他会一路高升，最终成为党的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

    上海海宁洋行是一家生产冰激凌和果味冰棍的知名企业，在食品店和杂货店里都能买到海宁的产品。海宁最有名的品牌———“美女牌”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在冷饮市场占有很大份额。由于制冷设备庞大———在上海所有的外资企业中，海宁拥有最大的冷藏设备———海宁需要用两台发电机供电。江泽民和童宗海进了海宁洋行电力供应部工程科，开始了他们的见习生涯。

    海宁的工厂位于上海市虹口区，这是个曾经繁华一时的商业区。1937年，日本侵略者摧毁这片地区以后，这里就沦为了贫民区，住的都是从江苏来的工人，他们中很多人都在海宁厂的流水线上工作。由于来自同一个省份，说着同一种方言，江泽民和工人们相处融洽，尽管他们的教育背景悬殊。

    一天，一个工人要江泽民修理一台坏了的马达。“我大吃一惊，”江在50年后回忆道，他的感受仍然十分新鲜，“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着手。不管怎么说，我是个大学生。但我学过的微积分、物理和工程学课程却没有一门教过我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从此以后，江泽民必须成为“修理东西”的行家。

    1947—1948年的冬天尤为艰难。内战引发的严重粮食短缺开始在全国蔓延；在上海，有大约500人死于饥饿。内战激烈地继续着，国民党在和共产党的争夺中丢失了越来越多的地盘，上海成为孤注一掷的国民党企图保住半壁江山的关键。蒋介石的战略是退守长江以南，组织长江防线。为了加强食品供给，国民党政府买下了上海海宁，向美国老板支付了30万美元的补偿金。

    在海宁厂工作4个月后，童宗海决定转到湖北黄石的一家发电厂工作，从上海到那里需要溯江而上数百英里。童出发的那天，清晨5点，江泽民和厉恩虞（他仍然住在江的姨妈家里）来到上海码头送别他们的好友。

    中国的政治形势依然风云变幻。从严格意义上讲，江现在正在为国民党政府工作。在频繁的通信中，江泽民鼓励童宗海与当地的共产党人交朋友，但同时提醒他不要暴露自己的真实信仰。江泽民的谨慎是明智的，这也是他的特点。“在我到黄石大约5个月后，”童宗海说，“我终于和这里的地下党接上了头。我于1948年参加了地下工作，并在1949年初正式入党。”当地的共产党组织也十分谨慎。他们告诉童不要再和江通信，以免危及他们双方的安全。国民党秘密警察在检查来往邮件，童和江的通信不仅可能危及他们的生命，也有可能连累其他人。他们的友谊中断了数年。

    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1948年5月，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对江的另一位同窗好友、学生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张公纬发出了逮捕令。接着，张和当局玩了两个月危险的捉迷藏游戏。有很多次，这个年轻人都是侥幸虎口逃生，直到最后，共产党安排他和另外8名遭追捕的同志坐船离开上海。张被告知到一个大百货商店去接头，这种人来人往的地方不容易被特务盯上。从那里，他和接头人将一同前往码头。

    张公纬按照约好的时间来到了指定地点，但是却没有人来，他感到有些不安。突然，一辆美式吉普戛然而至，他的心一下子怦怦跳了起来。“难道行动暴露了？”他心中暗想。

    他正准备拔腿逃跑，这时，从车上下来一个年轻人，正是江泽民。江一把抓住张，压低声音对他说：“跟我来。”江猛踩一脚油门，一溜烟地向指定的码头驶去。就要抵达目的地的时候，他把车靠到了路边的树荫里。“公纬，”他说，“我只能把你送到这儿了。到船那边去吧。其他人在等你。”

    他们当时不知道，过不了多久，他们就再也用不着这样谨慎藏匿了。1946年，毛泽东曾预言要用5年时间打败国民党，但到1947年年中的时候，内战的天平已经在向他那边倾斜。到1948年时，国民党军队在全国各地屡战屡败。在靠近苏皖边境的大别山区（这里离10年前江上青遇难的地方不远），一位名叫邓小平的43岁的指挥官率领20万大军打了一个大胜仗。1948年秋，国民党在东北损失了将近50万军队。

    1949年1月，共产党攻取了北平。中共中央指示上海的地下党保护好工厂、机关和学校，防止国民党破坏。上海地下党还被要求在夺取城市之后，配合人民解放军维持秩序，尽早恢复生产。4月20日，国共和谈破裂。第二天，毛泽东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旨在“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100多万解放军官兵横渡长江，向内地、向南方进军。

    整个春天，解放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当共产党军队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克国民党的首都南京时，一波又一波的难民潮涌向了台湾。在上海，国民党展开了报复行动，他们攻击各种类型的共产党团体并在一个警察局杀害了两名交大的学生。在5月初的时候，形势变得更加一触即发。当解放军打到上海外围的时候，江泽民担心国民党军队会在逃往台湾时运走工厂里的重型设备。“我们不能让他们拿走属于我们的东西，”江对工人们说，“那样我们就得喝西北风了。”

    对江泽民而言，考验他和工人们的良好关系的时候到了。“我今天到这儿来是征求你们的意见的，”他告诉他们，“你们都比我年长。我们工人全靠这些机器吃饭。不管谁赢，不管工厂归谁，我们都得生活。如果机器被搬走了，我们就没办法养家糊口了。”工人们请江提个建议。凭着4年参加学生运动的经验，他把工人们分成三班，轮流保卫工厂。他们还把卡车从厂区开走，把小型工具隐藏起来。

    不过，他所做的精心安排没有派上用场。国民党军队已是兵败如山倒，除了中央银行库存的金条和银元，他们几乎什么也没带走。他们没有时间去进行大规模的劫掠，在食品厂，江和工人们没有遇到任何冲突。上海战役仅仅持续了两周。5月25日，解放军突入市区，并在两天内占领了整座城市。不过，仗并没有打完。国民党后来轰炸了上海的发电厂。江亲手启动了工厂的备用发电机，以防止厂里的冰激凌融化变质。对解放事业的这一贡献使他终生感到自豪。

    充满风险的岁月结束了，地下工作者转入地上。江泽民已不再需要隐藏他的共产党员身份。由于他保卫工厂的努力，江被任命为工厂的党代表，负责抓生产。与此同时，他还担任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

    在被接管之后，工厂成为益民公司的一部分，并改名为“上海益民食品一厂”。整个公司都隶属于华东工业部。1949年9月的一天，汪道涵（华东工业部部长、一位崭露头角的党的领导人）来工厂视察。在视察中，他看到了一家陈旧但十分整洁的乳品厂，到处散发着新鲜冰激凌的香味。此外，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潜力的年轻人。

    “江泽民充满了活力，”回忆起他们初次见面的情景，汪说道，“他是党员，而且给人一种值得信赖的感觉。我觉得他前途无量。”

    “共产党人刚从国民党手中夺取了上海，”汪接着说，“这时离人民共和国建立还有一个月，我在上海军管会中负责重工业。益民是我们辖下的一家公司，江泽民就在益民所属的一家食品厂工作。当我遇到江泽民的时候，他才23岁。”

    “江泽民在益民的总经理办公室等我，”汪说，“在我听了简单的汇报后，江泽民代表工厂向我报告了他们新的商业策略，包括一份有关获取原材料和商品销售新思路的详细报告。上海一家大的奶牛场是益民的供应商，由于供货稳定，生产能力充足，所以搞好工厂的关键在于销售———也就是要为益民的冰激、冰棍和饼干找到顾客。江泽民组织了许多销售小组，并把重点放在食品店和杂货店。”

    汇报结束后，江和其他几名经理陪同汪道涵来到厂房内参观了益民的生产线，在当时的上海这可是最先进的。“江泽民干劲十足、精力充沛，”汪回忆说，“是一个工作勤奋的专家。”

    在他们商讨用什么新招把那些冰冻美食送到饱受战争蹂躏的市民手中时，34岁的汪和江立即觉得彼此十分相投。尽管江在益民已经受到破格提拔———他已是技术保障科科长和副总经理———但他和汪的关系将帮助他很快升任总经理一职。这层关系后来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因为汪的妻子就是益民公司的董事长，是江的顶头上司。

    “我负责全上海的工业企业，”汪特别提到，“我妻子在我的领导下管理着一家大型控股公司，而江泽民在她下面的一家子公司里工作。”

    江泽民和汪道涵很快发现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他们都曾是地下工作者；江在汪的妻子手下工作；他们都有相似的技能和旺盛的精力；而且两人都与江上青———江泽民的养父———有关系：汪曾负责军需后勤工作，并像江上青一样，在游击战时曾在张爱萍将军手下工作过。

    “因为江泽民是厂里的高级管理人员，是我妻子的下属，”汪回忆说，“他们越来越熟悉，江泽民成了我家的常客。我妻子比江泽民大9岁，我们开始把他当小弟弟看待。除了谈工作，我们也谈其他事情，比如说我们的家庭。江泽民的身世非同一般：他是江上青烈士的养子。我和江上青烈士并不相识，但我听说过他的英雄事迹和牺牲经过。”

    在江泽民早年的生涯中，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不管是碰上了充满机遇的挑战，还是碰上痛苦的磨难，他都会向汪的妻子倾诉。汪道涵和江泽民的相识相知也逐渐发展为一种终身不渝的友谊，并改变了两人的生活。

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上的一个高高的城楼上，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向群众许诺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没有外国占领，没有内战。但是和平不会轻易到来，繁荣也要经过长期的奋斗才能取得。上海共产党人的兴奋很快被他们的解放者的怀疑态度所冲淡。对于过惯农村生活、经常缺衣少食的解放军官兵来说，上海这些老于世故、生活西化的同志带有太多的资产阶级味道，尽管他们也是党员。

    除此以外，城市处于混乱状态的现实也加重了紧张局势。物价飞涨，失业严重。米、煤、棉花和其他必需品都出现短缺。即使买一样简单的东西，也要排上好长时间的队。“三个人的食物五个人分”，毛发出号召，希望能有所帮助。但随着不满情绪的增长，示威者走上了街头。

    不久以后，政府掀起了一轮揪坏人的运动，把目标指向了“敌特、反革命分子和政治流氓”。上海市政府下令，所有的前地下党员都必须接受一段时期的“整训”，旨在彻底消除他们的任何旧思想。“整训”的方式包括密集的讯问，以挖出国民党特务和暴露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

    过去6年以来，江泽民一直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支持共产主义事业，他对接受这样的“整训”深感羞辱，并为由此中断他在厂里的工作而不快。当人们正在忍饥挨饿的时候，食品生产却要受到耽误。江被带到位于上海市区以南25英里的松江，尽管他很恼火，但他还是接受了讯问，并顺利过关。仅仅一个月后，他又重返益民厂的老岗位，而且还多了两个新头衔：第一副厂长和党支部书记，而第二个头衔更为重要。这是他在共产党内的第一个正式领导职务。

    共产党革命之后，中国的企业都建立了双重的管理机制：一重是党的领导；另一重是行政或业务领导。从20世纪50年代初直到90年代末，党的领导体系掌握着大部分的权力。作为益民的党支部第一把手，江有效地控制了企业，不久又成为行政第一把手。尽管只有25岁左右，他在益民食品厂的领导职务将使他成为上海工业界的精英之一，这为他以后在党内晋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51年2月，他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上海市虹口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对在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江泽民等“第三代”领导人来说，在工厂的工作经历被证明是他们提升的关键。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技术管理人员，都曾经管理过诸如工厂或研究所这样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并在这一系统中升上高位。这与前两代领导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邓小平的“第二代”，个人升迁是靠戎马生涯和军功取得的，而毛的“第一代”则致力于创立思想体系，创造出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作为益民食品厂的首脑，江实施了新的政策和计划。“美女牌”商标被废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光明牌”，这反映了从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政治转变。今天，“光明”仍是食品行业最知名的品牌之一。

    作为热情的共产主义者，江泽民还坚持让他的工人在工间休息时高唱共产主义歌曲。1950年，当政府试图将供电系统国有化时，工厂经常出现断电现象，江便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些空隙，领导厂里的工人高唱《咱们工人有力量》。多年后，已成为高级领导人的他，在视察一家工厂时，突然脱口唱出了这首歌。同时，他也懂得市场的重要性，并寻求通过富有创意的广告扩大益民的市场份额。

    作为管理者，江努力让手下职工的生活过得舒适些。他提高了食堂里的膳食档次，并向夜班工人提供免费夜宵。职工还可以把饭菜带回家去给家人吃，这在当时是普遍的做法。（企业会大批量购买诸如鸡蛋这样的食品，将其发给职工以补贴他们微薄的收入。）江组织了许多文化活动，比如在工厂内组织表演小品和音乐剧，并且为文娱活动提供了场地。他已开始养成他特有的那种处事方式：关注上级的兴趣，同时关心下属的需要。

    就在江升任厂长后的数月内，益民便超额完成了生产指标。益民成了模范工厂。很快，另一家生产“梅林”牌罐头的食品厂与益民厂合并，也受江泽民领导。

    工作之余，江的心思转向了成家立业。1949年12月，23岁的江与自己高中时代的心上人王冶坪结婚，他和她相知几近一辈子。据说，“两人从小青梅竹马”。王是江的养母的亲侄女，从姻亲（而非血缘）关系上来说是江的表妹，他们的结合使这个大家庭变得更加紧密了。

    江的妹妹江泽慧回忆了兄长当年的恋爱史，她说：“当三哥从南京转往上海交大以后，他经常去看望我的外婆———也就是我母亲的母亲，和我的舅舅———也就是王冶坪的父亲。我外婆和舅舅都非常喜欢三哥。1949年，当我母亲搬到上海时，她欣喜地看到三哥和她的侄女正在谈恋爱。”

    这一恋情正是一个性格互补而吸引对方的佳例。江喜欢社交，充满自信，而他的新娘则文静和善，含蓄谦逊。王冶坪也同样多才多艺，受过良好教育，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

    为了改造中国社会和根除封建传统，共产党采取措施对婚姻法进行了趋于自由的改革。在共产党接管政权之前，男人主宰着他们的妻子，但在新制度下，妻子和她们的丈夫是平等的，还可以离婚。这一改革所造成的一个出乎意料的后果是，妇女婚后不仅要加入报酬微薄的劳动大军，出于传统还要操持丝毫未减的家务活。

    江的新婚妻子和他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她祖父在上海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还是一个古玩字画收藏家。她的父亲曾到过美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拥有一家经营还算成功的工艺品厂，但在他早逝之后，王家的财富消耗殆尽。

    当时以及在以后的多年中，一个谣言四处流传，说江的新婚妻子是一名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亲戚，而这位领导人也姓王。在中国，有超过7％的人都姓“王”。

    大约100名宾客参加了那场历时3小时的婚礼及婚宴，地点是在位于市中心靠近外滩的一家华丽的饭店。外滩是一条著名的滨河大道，它被称为世界建筑览馆，因为你能在这里看到各种风格的建筑物。

    “按照传统，”王慧炯回忆说，“每个宾客都送一个装钱的小纸包，有些还装在红纸包内。当然，宾客送的钱抵不上婚礼的开销。我和江泽民都参加了对方的婚礼，我还是他婚礼上的两个证婚人之一呢。”

    “毕业后，我和江泽民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王回忆说，“但是要想保持经常联系很困难，因为新工作的压力，还有时局的紧张，而且在革命胜利之前，暴露我们的共产主义或反国民党观点是很危险的。有一次，我们在街上邂逅，彼此间因为相当长时间没有联系而有些尴尬。自从1956年我离开上海以后，我们有20多年都没有联系。”

    1952年，年轻的江泽民夫妇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他们给他取名为“绵恒”，意思是“绵和恒久”。1954年，他们的第二个儿子也出生了，他们给他取名为“绵康”，意思是“绵和康健”。尽管肩负着厂里和家里的重担，江仍然照顾着他的两个小妹妹，甚至在他力所能及的时候娇惯她们一下。几十年后，当江泽慧回忆起当年她亲爱的三哥送给她的一件特殊礼物时，仍然露出了微笑。

    “我们那时上体育课要求穿运动鞋，”她回忆说，“由于许多同学都来自富裕家庭，他们都穿着时髦的运动鞋，特别喜欢向别人炫耀。我和我姐姐非常羡慕。我们没有运动鞋，因为我们买不起，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大笔开支。于是我跟姐姐决定给在上海的三哥写信，向他诉说我们的‘困境’。很快，两双运动鞋就寄到了我们手里！我永远忘不了我是多么的快活，我向所有同学夸耀我的运动鞋怎么比他们的要好。‘我的鞋是上海的，’我说，‘你们的是扬州的。’”

    两个小姑娘开始到江在益民食品厂的宿舍过暑假和寒假。他为她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向她们展示了著名的“光明牌”冰棍是如何生产出来的，还教她们跳交谊舞。

    “三哥总是给我们安排各种活动，”江泽慧回忆道，脸上露出少女般的欢欣，“有时，他会带我们去江湾体育场看比赛，或者带我们去公园看风景。尽管他在厂里很忙，但只要他有空，大多数时候是在星期天，他都会给我们找一些有趣的事情做。”

    江和他的妻子住在工厂宿舍楼二楼的一套小公寓里。整个房子只有一间卧室和一个小阁楼，尽管很挤，但他们总是欢迎家人来住。当江泽慧的母亲搬到上海在一家银行找到工作后，她和儿子儿媳在一起住了5年。

    江泽民还提出要把江泽慧和她姐姐接到上海她们母亲身边，但是七叔认为扬州中学能提供最好的传统教育，他担心上海会给小姑娘带来太多的诱惑。“我和母亲呆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对此我感到有点懊丧，”江泽慧回想往事时说道，“但我在扬州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七叔对我就像父亲一样。他和我的生父只差3岁；他们在战争中并肩战斗，并拥有共同的朋友。战后，七叔成为一名外国文学教授，后来专攻俄罗斯文学和中国古典诗词。”

    与此同时，新中国政府正面临一场考验。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天后，美国政府宣布继续支持国民党政权。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美国向它的韩国盟友伸出了援手，并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前往台湾海峡巡逻。美军一直把部队推进到中朝两国的界河———鸭绿江。本来对美国的介入深感不安的中国政府出兵支持北方。这场冲突在西方被称为“朝鲜战争”，在中国则被称为“抗美援朝”。

    对许多中国公民而言，不管他们的参与程度如何，这场战争都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在蒙受多年的屈辱之后，中国终于迎来了一个统一而且真正独立的政府。毛泽东命令他的部队把美国军队从中国边境上赶回去。在经过3年的浴血奋战和付出了巨大牺牲之后，中国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设法结束了战争。尽管有70万—100万中国人献出了生命，其中包括毛本人的儿子，中国人仍然带着一种自豪之情来看待这场战争。《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标志着长期以来中国总是在谈判桌上丧权辱国的历史的结束。许多中国人把中国重新崛起为世界强国归功于共产党人，尤其是毛泽东。此时，中美关系陷入历史最低谷。

    1951年，汪道涵把江泽民调到中国制皂厂（后改名为上海制皂厂）。江上任时，该厂只开工一半，且正在亏损。年仅25岁的江被任命为副厂长。他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对工厂进行国有化改造。

    经济千疮百孔，几个大城市正处于崩溃的边缘，面对这种形势，政府控制是实施改革的捷径。政府采取了极端措施以控制资源、企业和土地。计划经济在中国建立起来了，这不仅仅是奉行马列主义思想的需要，更是现实的需要。根据苏联的模式，国家将掌握所有的生产资料，并提前决定每个工厂的产量。与此同时，共产党还发动了一些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旨在净化党员队伍并使全国上下保持团结。

    毛泽东试图用马列主义来指导他们的国家，中国进入到“苏联模式时期”。在北京，中央政府的计划者们模仿他们的苏联同行，开始推行农业集体化，发展重工业，并为每一家工厂制定生产指标。（举例来说，计划经济要求每个渔民每天不折不扣地完成捕鱼200磅的定额，但不管每天捕捞到的是鱼，是贝壳，还是泥沙与石头，只要这200磅被上交、过磅、记录在案，并向上级报告。）

    人数逾40万的苏联专家来到中国，指导工厂的建设和运转。同时，成千上万名中国人被派往苏联，去学习他们的方法。回顾当时情况，人们可能会觉得费解，为什么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会让自己严重地依赖苏联。后者毕竟是列强之一，但毛泽东和他的高级官员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坚信社会主义的神奇团结力量。

    1953年初，汪道涵被提升为北京新成立的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当时中国正在采用苏联的体制，该部被要求制定更高的生产指标，建立新的企业并组织研发工作。汪的使命是，为制造重型机械和电气设备集中最好的技术力量。汪努力给这项全国性的工作寻找最优秀的人才，为此，他把江泽民调到了该部设在上海的第二设计分局，并让他担任了一个新成立的电力设备部门的主管。对时年26岁的江来说，这只是一次平调，但给了他一次在技术要求更高的环境中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

    之后不久，国务院便指示一机部起草本部门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这件事非常重要，汪道涵提议把江调到北京协助起草工作。这也没有直接给他带来提升机会，但这项任务使江对政府决策有了第一手的经验。

    当时，人们把效益和规模画上了等号：他们相信，工厂越大，生产率就越高。1955年，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5周年之际，毛泽东致电苏联领导人，“对苏联政府帮助中国建设了156个大型工业企业表示由衷的感谢。”在这些新建企业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就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位于北京东北约500英里的吉林省，该厂后来发展为中国首屈一指的轿车和卡车制造企业。在整整6年中，这个大工厂将成为江泽民的家。他在这里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管理水平，并慢慢领会到中央计划体制的一些内涵。

1955—1962年：“我爱才”

  1953年7月15日，在北京东北500英里以外的吉林省长春市开始兴建一家庞大的汽车厂。该厂由苏联专家设计，位于城市郊区的高粱地中，是仿造当时莫斯科附近的斯大林汽车厂而建。1954年11月，当江泽民被派到那里工作的时候，工厂还没有完工，但政府已经在为竣工投产的日子作准备了。

    江终身的良师汪道涵解释说：“我们下大决心要建设中国的第一家汽车工厂，我们需要最优秀的人才。”

    第一机械工业部计划选派700多名技术人员到苏联学习。为了给此行作准备，江泽民参加了在长春郊区举办的俄语强化训练课程。1955年4月，江和其他十几个人乘坐横贯西伯利亚的列车，经过漫长的路途西进莫斯科。在那里，江只要一有机会就练习俄语———在正式会议上，在与陌生人的邂逅中———他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不自在，他还鼓励那些沉默寡言的同事以他为榜样。

    “要在这里取得成功，我们必须多听多说。”江告诫他们说，“千万别怕难为情。”除了学习工所需的先进技术以外，江还陶醉于俄罗斯丰富多彩的文化之中。他早就喜欢看翻译成中文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如今他更能读到他所钟爱的那些杰作的原文。他学会了多首俄罗斯歌曲，他喜爱丰盛的俄罗斯食物，尤其是一种俄文叫“列巴”的黑面包。

    尽管江在新环境中生活很愉快，他还是常常想家。他不能将妻子和孩子们带在身边，他知道妻儿在上海要克服他不在家所带来的种种困难。当黯然神伤的时候，他拉二胡，唱中文歌。这种自我安慰法能让他稍稍舒缓心中的忧郁。

    斯大林汽车厂规模庞大，是典型的苏联风格。指派给江的工作是学习能源知识、节约电力以及电厂和电网的管理。他大部分时光在中央控制室中度过，坐在凳子上面对一大堆监视工厂庞大电力供应情况的刻度盘、测量仪、控制板和各种仪器。

    此时，在莫斯科———就在离江学习的地方不远，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它震撼了整个共产主义世界。1956年2月26日，尼基塔·赫鲁晓夫在一篇激烈的演讲中大胆地攻击了去世仅3年的斯大林。这篇讲话发表在苏共二十大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代表们听得目瞪口呆。讲话谴责了斯大林“严重地滥用权力”。赫鲁晓夫称，斯大林通过“镇压和肉体消灭的手段不仅打击真正的敌人，还用它来对付那些没有犯下任何罪行的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赫鲁晓夫补充说，残暴与镇压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斯大林不择手段地推行个人崇拜”。

    这位苏联领导人最后总结说：“同志们，我们必须废除个人崇拜。”

    后来的历史学家会认为该演讲是20世纪最重要的演讲之一，但在当时，其全部意义并没有为人所理解。苏联大力声讨“个人崇拜”之际，正是中国接受“个人崇拜”之时，而且中国将要出现的对毛泽东的崇拜远远超过了苏联以往对斯大林的崇拜，后果也更严重。

    1956年早春，就在江奉召回国参加长春汽车厂竣工典礼之前几个星期，他应邀出席欢迎中国共产党武装部队前总司令朱德元帅的招待会。朱到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他想会见正在苏联首都学习和受训的中国留学生及专家。当江来到招待会上时，他惊讶地见到了自己的老朋友张公纬。自从8年前江帮助他逃离国民党的追捕后，就再也没见到过他。

    “我从没想过还能见到你。”江说道。

    张回答说：“我不愿打听你的消息，因为我怕听到自己不愿听到的消息。”

    两个老朋友热烈地拥抱，他们全然不顾身边招待会的活动，一起回忆着过去的日子。

    张能成功躲避国民党追捕的部分原因在于他改了名字，这是当时地下工作者的普遍做法。在此后的岁月里，两人在不同的事业领域中都取得了很好的发展，江泽民始终坚持叫他的老朋友“公纬”，而张为其他人所熟知的名字是余力教授，一位著名的矿业技术专家。

    1956年春天，从苏联回国后不久，江回扬州探亲。他的祖母病了，他赶去探望。祖母于两个月后去世。借此机会，大家庭重新团聚了一次。江泽慧尤为高兴见到她的三哥。她回忆说：“那时我已经中学毕业，正在准备大学入学考试。三哥对我申请的院校非常感兴趣。在中国，选择合适的学校极为重要。”

    几个月后，江泽慧失望地发现自己的前3个志愿全都没有被录取。这是3所中国录取条件最严格的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她没有申请一所后备的学校。那个时候，对没有去向的考生的政策是由政府为其指定一所大学和一门专业。江泽慧曾希望学心理学和哲学。然而，她却被分配到了安徽农业大学主修林业学，她对这一领域一点都不了解，也不喜欢。

    她回忆说：“我感到沮丧和痛苦，不肯去报到。但七叔和三哥都鼓励我。三哥给我写了封信，信里写道：‘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你绝对应该去，而且还要成为林业学方面的权威。’”

    这封信所传递的信息很明确：不管环境如何，江家总是尽可能去适应环境；而且要努力做到最好，不管他们最终能做到怎样。江泽慧听从了她哥哥的建议，并逐渐热爱上了这一不期而遇的事业。她成了一名世界一流的竹藤研究专家，并成为了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

    “我上大学时，三哥在长春工作，”江泽慧回忆道，“每个月他都给我寄10多块钱资助我，也给我姐姐寄10块钱。那个时候，这可是一大笔钱了，而他自己的工资很低。他还要供养父母、妻子、两个儿子，以及搬过去与他们同住的岳母。但他从没漏掉过一个月。”

    当江泽民走进明亮的新工厂时，他已经被任命为动力处科长，下属两个实验室和100名员工。1956年7月15日，工厂生产的第一辆车———一辆解放牌卡车驶下装配线。几乎同时，
江被任命为副处长，这是一次正常的提拔。由于他的两个上级中一个是苏联人，另一个不是党员，因此江还被任命为动力处的党支部书记。

    处里的人在见到江之前都有些担心。他们中的很多人从没离开过出生地东北，对他们来说，这名在上海受过教育的领导似乎有些令人敬畏———他少年得志，身为知识分子、专家以及党的干部。但江泽民第一天兴冲冲露面时，身着一身蓝色工作服，开始和大家聊天，话题涉及各个方面，从大家的经历到各人的专业，从他们的业余爱好到各自的家庭。很快，江就得到了一个亲切的外号：“神侃”。

    一位前技术员回忆自己第一次见到这位新领导时的情景：“我告诉江泽民说我喜欢听戏曲和音乐，尤其是京剧。他变得兴奋起来：‘太好了！我也喜欢京剧。’他问道：‘你会唱李多奎的《钓金龟》吗？’”

    当这位技术员说“会”的时候，江搂住他的肩膀说：“来，咱俩一起唱！”

    另一位同事陈运恒（音译）则有着更具敏感性的顾虑。作为动力总工程师，他是江的上级，但他却不是共产党员，这可能会造成尴尬的局面。他回忆说：“我当时非常担心自己能不能跟这个党员副处长搞好关系。”在一个革命化的国家，政治总是很敏感的。“但江泽民很好相处，”陈又说道，“他不摆出高人一等的样子，对我们非党员也很和善。”

    江喜欢说：“我爱才！”那个时候，不是党员的专家会受到猜忌。当其他领导不敢让他们负责任的时候，江泽民却敢冒这个险。有一位很有创新精神的工程师一直未受重用，就因为其父亲曾开了一间小商铺，被认为是资本家。江在谈到他时说：“他父亲怎么样跟他无关！”在江的支持下，这个工程师后来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多次获奖。

    精于数学和自动化的总工程师方明松回忆说，江本人不是最有才能的开发人员，但江了解和赏识其他人的才干。方说：“从技术角度讲，江泽民自己并没有做出太多改进。但作为动力处副处长，他挖掘出了每个人的潜能。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江尊重知识分子。我从没感到过那种在党的领导干部面前通常会有的压力。他使我觉得自在。”

    江泽民在长春交了几个亲密的朋友。其中一位名叫沈永言，也是动力工程师，负责设备安装。他们都是江浙人———来自江苏和浙江两省的人。这两个地区因食物、口音和文化相近而常被统称在一起。

    沈回忆说：“江泽民和我认为我们是老乡。我们相识的时候都还年轻：他30岁，我29岁。我经常去他家。因为当时一到晚上也没什么可干的，我们就经常聊天。他经济负担很重。我们彼此之间非常坦诚。”

    午饭时，两人都是从家里带饭吃，避免在食堂排队。他们吃得很快，随后打乒乓球。多年以后，他们这种友好的相互较劲还是显露出一丝痕迹。沈说：“江喜欢打乒乓球，但球艺一般，主要是削球，扣球不行。”

 &bsp;  王冶坪和两个年幼的儿子也搬来了长春。她在同一座工厂的党委办公室里找到了一份工作。江一家分到了一套位于4层的单元房，三室一厅，包括江的母亲和岳父母在内一共住了7口人。尽管如此，这房子与当时中国许多家庭的住房比起来还是很舒适的，有中央供暖系统、煤气灶、自家用的卫生间，以及能将东北平原冬天的严寒阻隔在外的双层玻璃窗。

    工厂里的3万名工人几乎全都住在类似的红砖楼宿舍里。工厂提供了典型的“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这一切将给国有企业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这其中包括照看孩子的幼儿园、提供打折商品的商店以及医疗服务等。一些国有企业甚至有“公司墓地”。

    在工厂里，前途显得很光明，特别是对江泽民来说。他与苏联上司关系融洽，两人经常唱俄罗斯民歌。江的职责之一是陪同各类代表团参观工厂，有一次3个教过他的教授来访时他还专门款待了一下。江的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工厂也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批汽车生产指标。

    但好景不长。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形势日趋动荡。1956年，毛泽东发动“鸣放”运动，恳请知识分子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他引用了一句中国古诗，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通过争取知识分子，毛泽东希望能促进新形式的艺术和文化体制的产生，这是他一辈子的热望。周恩来总理也寻求对中央政府的建设性批评意见。“政府需要人民的批评，”周在1956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没有这种批评，政府将无法发挥其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后来发生的事是悲剧性的：自由昙花一现，然后变为“引蛇出洞”与压制反对派的一种手段。

    一开始，狐疑满腹的知识分子认为毛泽东的呼吁是一种计谋，几乎无人发言。可是，当毛泽东开始批评那些没有提出“健康”意见的人的时候，许多人屈服于他们压抑已久的渴望，提出了他们认为对改进管理有益的诚恳意见。可是当提出的意见开始关系到民主和人权，建议党应该“开放”，当批评信件开始像雪片一样飞来（在1957年年中6个星期的时间里，上百万封信涌到了中央的权威机构），这位伟大舵手不无理由地把这些批评定性为对他的领导的明目张胆的进攻。毛给反对派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并决定把“反右运动”升级。

这些所谓的“右派分子”都被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一开始，只有几千人被清洗，但“反右运动”愈演愈烈，不久被宣布为“右派分子”的人就超过了50万。一个“右派分子”可以期望的最佳结局就是降职去“劳动改造”。有些被殴打并囚禁，有些被迫害致残甚至致死。

    北京借此机会考验大家对党的忠诚。作为动力处的党支部书记，江泽民收到了需要从他
手下清洗出去的“右派分子”指标。江觉得很多知识分子的观点和批评值得尊重，并且很有用。在身边的其他单位忙于清洗和惩罚的时候，江充满矛盾。

    江向他的好朋友、刚刚入党的沈永言倾诉说：“肯定是什么地方出错了。我们中间怎么会有那么多‘右派’呢？他们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所有这些党培养和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怎么会突然变成‘右派分子’呢？这不可能。我们应当尽可能多挽救几个人。”

    开始时，由于江的犹豫消极，他的下属中没有一个人被清除。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比动力处稍微大一点的基建处，有11人被划成“右派”。随着时间的推移，江对这一官方运动的缺乏热情表现得更为明显，对他自己也更具危险。几个本来就嫉妒江的成就的狂热分子开始提出疑问，与他向沈永言提出的问题恰恰相反。一些人在私下说：“动力处有那么多知识分子，怎么会没有‘右派’呢？”

    最终，江迫于压力确定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有着类似宗教的思想。但江还要勉为其难地再找一个。那时在动力实验室里有两种不同的车床。一种是苏联制造的，刚运来不久；另一种是在1949年以前从美国进口的。正是这两套设备的差异使江找到了第二名“右派”———一个名叫葛冬青的中层干部，其过错就是他认为苏联车床比美国车床噪音大。

    “谁会怀疑葛冬青这句话的正确性呢？”多年以后，沈永言不无讽刺地笑着问道。“苏联和美国的两台车床就互相挨着，哪台机器噪音大是明摆着的事儿。只有聋子才会对此表示怀疑。”

    但在那个紧张的年代，以任何方式赞扬美国的言论都足以毁掉一个人的事业。假如“噪音大”的言论在江报告之前就广为传播，江自己的事业可能也会被毁掉。如果想找证据，江只要看看他自己的家庭就可以了。他的姐姐江泽芬当时是江苏省的一位小学教师。她公开为一名她认为是被错误批判的人士讲话。为此，她也被打成了“右派”。尽管学校另一位老师为她辩解，她还是被降为临时教师，并被派到一所乡村学校。后来她被遣送回家，每月不得不靠8块钱艰难度日。

    受到江的公开批评后，给车床“贴标签”的葛冬青便被免去了管理职务，贬去从事体力劳动。同时，他被迫经常进行自我批评并出席“批斗会”。

    江始终对自己在葛被免职一事中所起的作用感到于心不安。“几十年来，甚至直到今天，江都非常后悔自己对葛冬青的做法。”沈永言回忆说。“江向他道歉了好几次。1962年给‘右派’摘帽的时候，江特别关照了他，葛是第一批被摘帽的。”

    完成了抓“右派”的指标以后，江努力保护属下的其他职工。一个年轻的技术人员轻率地发表了批评意见。江发现后，严厉地批评了他，随后又真诚地与他谈心。

    这位后来移居美国的技术人员回忆说：“我都准备好去死了。我害怕极了，当朋友告诉我，我被定成‘右派分子’，江要找我谈话时，我甚至想到了自杀。在等着见他的时候，我特别紧张，真是吓得浑身发抖。”

    但在批评了这位年轻人之后，江只是要求他承认错误并努力工作。要换在任何别的处里，他早就被清洗了。

    他说：“江的忠告不仅帮助我熬过了‘反右运动’，还帮助我度过了更具灾难性的‘文革’。江的忠告也许救了我的命。”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后，毛泽东并不满足，又推动了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对于年轻的江泽民来说，他亲身体验了滥用权力的危害。这也教育他要具有政治敏锐性。

    “他终于没有抓到足够数量的‘右派’，”沈永言评价说，“他在对‘右派’的批判会议———所谓‘批斗会’———上不大积极。他发言的调子总是太慎重、太平静。他明显缺乏热情，因此我对他可能面临的处境深感担忧。不过，江泽民幸存下来了。他的政治直觉肯定特别好。”

    后来在2000年，在与一汽的老同事会面时，江记起了一个人，此人特别勇于保护他人。“雷文（音译）同志是个正直的老党员，”江说，“在政治运动（‘反右’与‘文革’）期间，他有勇气区别是非，保护了许多好同志。”

    下一次挑战很快以“大跃进”的形式降临了。这是一场灾难性的运动。毛泽东幻想中国能在15年内赶上英国，试图在极短的时间里，提升这个国家的农业和工业产量。毛的计划开始于1958年，植根于共产党的理论中。他强调人力胜过机器，宣布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能与昂贵的技术一样有效。他将大批大批的农民集合起来，编入大规模的农村人民公社，从事集体农业。每个村子都建起了不可胜数的后院炼钢小高炉。“大跃进”的虚幻理念是，这样就不必建造大型的工厂了。

    1958年2月，毛泽东到长春汽车制造厂视察。为了取悦于主席，领导干部们不顾一切地制定了极不现实的目标。他们承诺将卡车的年产量翻两番，达到4万辆，同时还把成本减半。他们还夸口要在5年内将产量提高8倍。任何怀疑这些荒谬目标的人都被打成“右倾”。从内心讲，江泽民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这些承诺永远无法实现。他努力以十分巧妙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但他知道任何公开的批评都将马上受到惩罚。

    第一汽车制造厂开始自己轧、切钢板，这一工序消了大量的动力。到1958年年中，工厂为完成其过于雄心勃勃的目标，新建了一个动力分厂，江被任命为厂长。由于工厂荒唐的生产目标被一再抬高，其动力需求也随之增长。江使动力设备的运转能力发挥到了极致，甚至是超负荷运转。但随后钢的产量无法满足需求，而且质量也常常达不到制造汽车和卡车的标准。

    为完成生产指标，无奈之下，有时不得不使用劣质材料。气泵和轿车的一部分零部件是木制的，等木头用完了就用竹子。没有足够长的钢材，就用短的焊接起来作卡车的车架。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参与“红旗”轿车的生产，包括江泽民和沈永言。他们用手工把质量较差的钢板敲成质量更次的车身。尽管他们奋力工作已到极限，但产品质量仍令他们非常沮丧。

    “大跃进”的另一个不正常现象是滋生了一些会导致粗劣产品出现的土方法。比如“超声波装置”，其实就是一块在压缩空气吹动下产生振荡的金属簧片，却被当成是一种突破性技术。沈永言回忆说：“对动力工程师来讲，这是十分荒谬的。但每个人都对这一由共产党创造出来的技术赞不绝口，并将这些‘超声波装置’添加到各类机器上，从切割机到炊具。这么做的唯一实际结果就是使整个工厂的气压急速下降，生产率也随之降低。”

    江泽民不能再沉默了。他毅然地表示不同意见，公开反对这一“超声波技术”，并引用一本英国人早在1930年就写成的书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该书不仅说明外国人早在多年前就已发明了这种所谓的革命性技术，还证实这一技术本身一文不值，只是将电力转换成了纯粹的噪音。“江下决心戳穿这一荒唐的装置，”沈说道，“但书记不支持我们。那时候，书记是真正的决策者，甚至在技术问题上也是如此。”

    在像江这样受过训练的工程师看来，这种方式理应受到谴责。30年后，江在一次谈话中又提到了“超声波运动”，他仍对这种自己被迫屈从的错误思维方式难以释怀。他当时说：“我不反对试验，但问题是我们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1958年，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向党中央保证，全厂每8小时将生产250辆轿车，而当时的设计生产能力为50辆。1964年，当沈永言告诉一位副部长自己的工作单位时，那位副部长大笑起来。他说：“你们真是吹牛大王！你们怎么可能让生产能力超过设计能力5倍呢？”

    随着全部能源都被投入钢铁生产，中国的农业萎靡不振。为了支撑走下坡路的农业，74万个合作社的5亿农民们被编成了约2.6万个人民公社，要将粮食增产50％。同汽车工人一样，农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专业技能又有限。到1959年初，饥荒已非常普遍。在随后的3年里，营养不良、饥饿和随之而来的疾病肆虐全国。至今尚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死于这次创下世界纪录的大饥荒。

    长春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们被征召去帮助农村的农民。夏天，他们要投身于抗旱或抗洪；冬天，他们则住在货运火车的车厢里，维修堤坝和灌溉系统。在下乡的漫长路途中，江泽民虽然是领导，却从不坐在卡车前面的驾驶室，而更乐意和工人们一起坐在后面的敞篷车厢里。旅程常常长达数小时。当他们在颠簸的道路上前进时，为了鼓舞士气，江经常会带着工人们高歌。他常说：“如果你想干好工作，你就必须和群众打成一片。没有了群众，你什么也干不成！”

    1958年底和1959年初，受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长春汽车制造厂经历了一个重组过程。7个处合并成了新的动力分厂，下辖约1000名员工，负责所有分厂的动力需求。江泽民被任命为分厂厂长。

    刚一接手，江就确定了两项工作重点：不间断的服务和工人的安全。他对工人们讲：“动力是工厂的心脏。如果这里出了问题，所有的机器都会停下来，生产也随之中断。我们必须保证心脏工作正常。”在安全方面，他非常严格，毫不懈怠，几乎每次开会都要强调。他也坚决支持那些对安全工作严抓不懈的人。赵红庆是一个性格孤僻的负责安全工作的工程师，检查工作非常严格，汇报时也很固执，致使他跟同事们关系较为疏远，一直没能入党。“老赵，”江在他同事的姓前用了中国人表示友谊与尊敬的“老”字，对他说，“我全力支持你入党。只要你负责安全检查，我就放心。”

    每天，江穿着蓝色工作服在厂里巡视。他和工人们聊天，询问机器的运转情况。他不懂就问，从不不懂装懂的态度是出了名的。他还很关心下属，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中。1960年，跟江同事的一个年轻工程师想结婚，但因为厂里没有能分给新婚夫妇房子而无法完婚。当时江和6名其他家庭成员仍住在那套三居室的小单元房里，但他却马上为这位朋友腾出了一间房。此后两年，这对小夫妻一直和拥挤的江家合住。

    这当然是一个无私的举动。作为共产党的平等主义的典型事例，这无疑是值得称颂的，但这对江的家庭和其他家庭来说，会有什么影响呢？江的一家献身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以至于觉得理应作出如此的牺牲。

    1960年，由于中国批评苏联“搞修正主义”，再加上边界争端持续加剧，尼基塔·赫鲁晓夫命令所有苏联专家和顾问离开中国。他们的离开恰逢中国最困难的时期。“大跃进”破坏了国家的经济。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也深陷困境。没有足够的钢材，没有足够的动力，没有足够的燃料，也没有足够的食物。车间里，工人们纷纷因饥饿而倒下。煤炭尤为短缺。在北京的中央政府计划者们情急之下决定将一些主要大型企业的动力分厂改造为使用原油燃料。长春由于靠近黑龙江省的大庆油田被选为改造工程的革新试点。苏联专家掌握这种技术，但如今他们已经走了。

一机部副部长周建南到第一汽车制造厂给工厂管理层下达了一个令人惊恐的发电系统煤改油的时间表：3个月。为了安全地度过这个冬天，没有任何失败的余地。江泽民受命全面负责（“担任总指挥”）这一看起来似乎不可能的任务，他的朋友沈永言则被派往大庆，保证原油供应，并将其运回长春。

    这一期限似乎很荒唐，甚至很危险，但江泽民知道质疑这一决定的后果。他所做的是迅速投入行动，召集厂里最好的技术人员。大家听到任务后，惊得目瞪口呆。有些人担心用原油可能引发事故，其他人则对这项技术一窍不通。不过，所有人都认为3个月的时限太荒唐了。江努力给他们树立信心，称只要刻苦钻研，即使是最不熟悉的技术也是可以掌握的。他鼓励大家不要怕犯错误。他说：“我们不要有太多的包袱。我们必须努力去学习新东西。即使我们遇到了问题，大家也会理解的。”

    江泽民制订了一个计划。第一步是建造储油罐。很快，4个各能容纳1000吨原油的庞大储油罐建成了。技术人员仔细研读苏联专家留下来的技术手册。大家三班倒，连轴转，工人从200人增加到了1000人。不少人因为疲劳过度、饥饿和疾病而倒下了。江自己也病了，但他仍坚持在现场工作，每天只休息几个小时。他十分细致，命令下属反复核对各项数据。引人注目的是，3个半月后，改造工作几乎按时完成了。

    不停歇的工作、缺少睡眠、不按时进食和持续不断的压力使江的健康受到损害。他持续胃痛，经常靠压着右腹来稍微缓解一下。他可能还得了肝炎。后来，他告诫其他工厂的工人，不要像他那样忽视吃饭。仅就改造工程本身而言，它是成功的，是一个里程碑。江泽民认为，改造工程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成就之一。

    “如果你们在年轻的时候吃过这种苦，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回想起来都会感到自豪。”江有一次提到了这段经历，“完工后，我们开始用烧原油来提供动力，还有10万人在长春的严冬里得到了供暖。可惜我不是个小说家。否则，我一定要为这项工程写本书。”

    这不仅是一次个人的成功，还是一个政治上的胜利。这一工程对北京来说极为重要，因此周建南副部长在整个改造期间一直呆在长春。在此期间，江泽民的业务和领导能力给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正因为如此，后来他帮助调动并提升了江。离开长春汽车制造厂是江事业中的一次重大转折。如果没有那个引人注目的改造工程，这一切可能都不会发生。

    当苏联人离开后，江失去了他的俄语对话者。但他和俄语翻译刘仁伟（音译）不久就成了好朋友。刘是锅炉房夜班组的组长。为了能赶上刘下班的时间，江总会提前上班。这样一来，他既可以说俄语，又能学到生产知识。差不多30年后，1989年底，江泽民当了总书记后，为他在莫科时的俄语老师及刘仁伟搞了一次聚会。在长达6个小时的时间里，3人一直在讲俄语，唱俄文歌。

    江始终没有忘记与他一起工作过的苏联专家。当20世纪90年代中国汽车行业代表团访问俄罗斯的时候，江要求沈永言让代表团成员打听那些仍然健在的苏联专家的情况。江以一名中国领导人的身份向他们表示了敬意，并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江对沈说：“他们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不过，当时江还有些很现实的事情要处理。3年经济困难造成了严重的食品短缺，为了生存，工人们不得不在宿舍旁边种庄稼。江下属某车间的工人们种了很多大豆，每个人大概能分到40磅。由于车间主任从来没有下地劳动，所以大家就给他少分了一些，车间主任很不满意。

    江听到这一争执后，非常生气。“工人们种了豆子，白白给你，这已经很不错了，”江对他说，“你怎么还能嫌给得太少呢？”

    江接着让他在全体人员面前做自我批评。

    “这并不丢脸。”江开导车间主任说，“在工人中间，你是党的代表，而党不断壮大的唯一途径就是得到普通群众的支持。炫耀自己并凌驾于群众之上是绝对不允许的。”

    江恪守这一原则，自己的生活非常简朴。虽然他作为行政13级干部享有不少特殊待遇，他的工资每月仍只有150元，加上他妻子的工资，全家人就靠200元生活。当然考虑到当时极低的生活费用，这样的收入也算不错了，不过江要供养很多人，包括他大家庭中的亲戚。有一次，工厂设法为员工弄来了一些西瓜，书记让江先给孩子们买几个。江回答道：“不了，谢谢。我买不起。”

    书记说：“你每月挣那么多，你攒钱干什么？”

    江说：“你不知道吗？你看我穿的这件毛衣，我上大学时就穿了。我没钱买新的。我哥的儿子在上大学，我每月都要给他寄5块钱。我还要资助几个妹妹。能节约的地方就要节约啊。”

    江常常饿肚子。他当时说：“只要每天能吃到一个鸡蛋，我就非常满足了。”

    当工人们对食堂有意见时，江特别重视。他要求党支部制订一项措施，禁止党员干部吃小灶和插队打饭。虽然江中午一般是从家里带饭，但有时也在食堂吃。他指示工作人员把他的消费情况详细记录下来。到月底账单过来的时候，江总是全额付清。

    到1961年，中国的一些高层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和陈云，试图扭转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的一些破坏性政策。有限的农村自由市场，包括蔬菜自留地和按劳分配制度，得到许可了。同时，很多虚报产量的工厂领导受到了处分或被撤职，尽管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响应北京提出的不切实际的生产指标。

    江泽民也有他个人的计划。1956年他在斯大林汽车厂的苏联导师让他将自己所著的《机
械制造厂如何合理利用电力》一书翻译成中文。当1959年苏联开始从中国召回其专家顾问时，这项任务变得更有实际价值，因为中国工程师们如今需要一切可以搜集到的技术资料的帮助。

    江开始翻译这本技术论著，不过还没等到他完成，江就被调走委以他任了。直到1965年，江才最后完成了翻译。他将手写的翻译稿交给沈永言，让他校对和编辑。

    “‘文革’开始以后（1966年），我肯定不能再弄外文书了。”沈解释说，“那太冒险了，会有生命危险。大部分书都被烧掉了，尤其是外文书。”

    不管在那里承受了多少艰难，江泽民始终对长春怀有美好的记忆。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来访者事先没打招呼就敲开了江在北京的家门。江马上要出门参加会议，因此他姐姐出来应门，对不速之客说江不在家。这个人说：“我叫雷文，是从一汽来的。”他的话音未落，江就笑着出现了。

    因为江有先约在身，两人只能简单地聊几句，但江说出了他长期以来一直想说的话。“老雷，”他说，“我走的时候，给你留下了大量的工作，我一直感到很过意不去。你得原谅我。”

    在工厂的岁月中，江泽民成了真正的领导者。他以身作则，虚心待人，对部下的错误从不揪住不放。他会毫不犹豫地提问，还会情不自禁地唱歌。他这么做，不仅赢得了工人的尊重，还赢得了大家的友谊。午休时间，他从一个屋子到另一个屋子，和员工一起打桥牌；当他乒乓球打输的时候，他和其他人一样排队等下一轮。他玩捉迷藏，参加在附近湖里举行的划船比赛。每逢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江总是会出现在那里，如去医院看望生病的同事，帮着张罗他们父母的丧事。他很少与人发生冲突或拐弯抹角，绝不傲慢自大。

    江在严峻的形势下实现了困难的目标。在“大跃进”中，当很多同事在生产的紧张和政治的压力下垮掉的时候，他却引起了北京正面的关注。这样一个有才干的人不会永远待在长春。1962年，在成为一名成熟的工业领导人之后，江泽民该离开了。

    1990年，作为党的总书记的江亲笔为一汽出版的厂史题词。正如江向沈永言解释的那样：“毕竟我在厂里工作了6年多。如果我不答应题词的要求，我的老同事会误解的。”

1962--1976年：“史无前例的破坏时期”

 江泽民设法在“反右”运动和“大跃进”中幸免，相对而言安然无恙。到了1962年，他所有的考虑都集中于未来。促成他的调动的又是汪道涵。两人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江每次因公出差去北京，都会拜访汪夫妇。汪当时是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随着经济开始复苏，他想让江泽民离中枢更近一些。汪把36岁的江从长春调到上海，让他担任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第一副所长，这是一个需要他的管理与技术技能的职位。

    “在那里工作的有700多人。”曾培炎回忆说。曾在同一年进入该研究所，几十年后，他成为江主席最重要的部长之一。“年轻人和技术人员都喜欢同江交流。他是个组织者，又是个专家。他经常到我们实验室来，了解我们的研究工作进展如何。”

    汪还安排江的妻子王冶坪在同一研究所担任总务秘书。此后的20年里，她的职务不断提升，直到担任研究室主任。在工作中，她非常热情并且很低调，下班后就赶紧回家照顾家庭。

    在当时遭受“大跃进”破坏的中国，上海算是一个相对繁荣的“孤岛”。尽管如此，生活还是很艰辛。虽然江被提拔了，他拿的工资还是很低。他和妻子每天自己带午饭，送孩子上学，坐公共汽车上班。他们要一周数次设法排上最短的队购买生活必需品。不过，江的新工作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新职工宿舍分到了一套现代化的两居室公寓房。在上海拥有自己的房子曾是他们家庭的梦想，他们将在这套公寓中住上20多年。

    人们充满乐观，看来，那些破坏性的政治运动似乎终于退潮了。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领导的党的务实派在与激进的“左派”分子的斗争中越来越有魄力。刘在1959年接替了毛担任国家主席。（在中国，“左”和“右”的政治标签，就其在“保守派”或“自由派”方面的意义而言，跟在美国的情形正相反。“左派”是保守派，他们力图维护纯粹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毛泽东推行的政治控制。右派是自由派，他们力图改变现行体制，以使其更符合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和开放的民主政府。终其一生，邓小平既与极左也与极右作斗争。继承他的事业的江泽民也将如此。）

    1962年2月，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指出，国家的灾难局面只有三分属于天灾，另外的七分属人祸。包括毛和刘在内的很多高级领导人作了自我批评。邓将问题归咎于经验不足，他说所有人都有责任。毛继续被尊崇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他在那次会议上表现出反常的顺从，但这些批评很可能已经激怒了他。4年以后，毛发动了对刘和邓斗争，但当打倒这两人的时候，也几乎毁掉了整个国家。

    而在当时，人们试图采用务实的方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最具革新精神的领域之一是由刘少奇的门生薄一波所领导的第一机械工业部。他营造了以工作成绩为奖惩依据的环境，像江泽民这样的人可以在这种环境中崭露头角。

    “江在研究所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发展国际合作，”沈永言回忆说，他在江到任后不久看望了江，“他说所长对这方面不感兴趣。”江泽民热爱学习语言，尤其是英语，加之思想开放，好奇心强，真是很有天赋。他访问了很多国家，他的国际视野开始形成。

    1965年，一机部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举行的科技会议，江被选为代表团成员。由于中日没有外交关系，因此两国没有直飞的航线，代表团要途经香港。江对这个岛屿的繁荣与迅猛发展印象深刻。香港所有的行业———纺织、电子、航运、房地产和旅游业———都欣欣向荣。香港的出口额相当于中国大陆出口额的6倍之多！它跟上海的差距之大令人吃惊，而上海还被认为是中国的商业中心。岛上精致的百货商店及现代化的摩天大厦让江了解到一个中国的城市可以达到怎样的成就。

    他此行的表现和随后所作的汇报给上级留下了深刻印象。1965年年中，部里有意将他调到北京，在那里他可以协助管理全国的电机生产，但是一项新的、更为重要的任务突然出现了。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包括一个原子能研究中心在内的一项重要工程———刚刚成立。汪道涵建议由不到39岁却有着动力工程领域过硬履历的江担任所长兼党委副书记。身兼两职给了江很大的权力，这一任命把江提拔进了高级领导干部的行列。

    江对于这一任命心情复杂。虽然他将成为有300多人的新机构的领导，但他更喜欢在北京工作的前景。新职务的一个不利因素是，他的家庭没法与他同行。家人不得不留在上海———这是一段20年分居生活的开始。尽管江每年有一个月的假期可以与家人团聚，两地分居还是使这个家庭，尤其是他的妻子在情感上付出了代价。另一个不利因素是，武汉作为湖北省的省会处于政治主流之外。不过，事实很快证明，这一点反而是天大的喜事。在此后的几年中，政治的主流是任何人都最不愿卷入的。

    1965年11月10日，迫在眉睫的厄运初见端倪。一家上海报纸刊登了抨击北京市一位副市长所写剧本《海瑞罢官》的文章。评论的作者是一个叫姚文元的人，他声称该剧含沙射影地攻击了毛主席，阴险地暗示有党的高级干部在背地里支持该剧。后来结果表明，姚自己才恰恰为他人所操纵，特别是毛的妻子江青以及上海的宣传干将张春桥。他们三个再加上一个名叫王洪文的工厂保卫干部将会成为臭名昭著的“四人帮”。

    到了1966年3月，“四人帮”（译注：当为江青等人，此时“四人帮”尚未形成）对毛危言耸听地说，“你的命令没人理会，你的权威正被人篡夺”。毛则认为可以通过净化中国的意识形态加速中国的发展，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却来源于他的信念，这信念产生于他动荡的一生的晚年，即他必须再次使中国革命化。“文化大革命”开始是为了阻止中国走上苏联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道路，最终却化为十年浩劫，几乎毁掉整个国家。毛想造福的对象———工人和农民———全都变得更加贫困。

    正像他以前所做的那样，毛又一次求助于人民，敦促他们谴责其领导人和被他称为“阎王殿”的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一些部门。当年晚些时候，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分别被打成“头号走资派”和“第二号走资派”。两人都遭到清洗。刘少奇夫妇受到了红卫兵长期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当监狱方面拒绝治疗刘少奇的糖尿病时，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邓小平也免不了承受较长时间的艰辛，但其命运要好得多。

    类似的惩罚也落到了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头上。最初，他们并不认为这种疯狂能够持久，但在狂热情绪和激进分子与投机分子的推波助澜下，“文革”迅速升级，并失去控制。毛泽东，一个真正具有超凡魅力的人，其人格却被严重扭曲了，对他的崇拜笼罩着全国。年轻的红卫兵大多数没受过多少教育，他们挥舞着记录着毛主席语录的红宝书，好像它是神灵的启示一般，对任何他们认为是反革命的人加以审判。红卫兵呼喊着制造不和的口号：“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和“永远忠于毛主席”等。

    大学被关闭了，教授们被流放到农场去清扫猪圈或在水稻田中劳作。当“革命委员会”接管了为数不多的仍在办公的机构以后，运动进程告一段落。人们开始相互为敌———工人对工人、朋友对朋友、孩子对父母。随着数百万人遭到清洗，文明被扫进垃圾堆，整整一代人被毁掉了。30年后，江泽民说：“贬低和破坏美好文化艺术的荒谬行为是完全错误的。”

    起初，江最担心的是他在上海的家人。到1966年11月，他意识到无政府状态并没有像多数人希望的那样快要过去，而是正在不断蔓延。12月，他请了一个短假去看望妻子和儿子。他决定取道北京，他这样绕道有其深意，是想亲身感受一下正在发生的一切。

    到达首都后，江了解到，一机部所有高层领导都已经或即将被打倒，并发配到农村去扫猪圈和种稻子。汪道涵和江的其他朋友一样都被流放。他们销声匿迹了10年或更久。

    上海的情景同样令人不安。潮水般的红卫兵蜂拥在市委大楼门前，高呼口号要求市委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下台。两人都曾有过光辉的革命记录，现在却遭到攻击。据说是因为陈拒绝谴责刘少奇和邓小平。12月30日，聚众闹事者突破了军队把守的路障，洗劫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办公室———该事件被称为“康平路事件”。此后不久，陈就被揪出来参加了3次批斗会和公审，电视台对此进行了现场直播。此后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也被清洗了。江泽民后来把这一阶段的动乱称为“史无前例的破坏时期”，其中有些是他亲眼目睹的。

    1967年1月，江回到武汉，他发现“文革”的冲击已像冬日的寒风，横扫了这座城市。江保持了低调，他穿上旧军服，与普通人装束无二。不过，作为研究所所长，他很容易成为攻击目标。批判他的“大字报”贴到了墙上，其中之一写道“江专而不红”。他被指控为走“白专”道路，是“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派”。他自己说过的话———“我们必须热爱我们正在从事的工作”———成了他的罪证，他还因为重复陈毅将军的话———“‘专’就是红，它们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受到批判。

    在江泽民身上，红卫兵找到了大量的攻击点：他的知识分子背景、他成长的文化背景、他所接受的精英教育以及他在苏联的留学经历。他能说多门外语这一事实意味着他“崇拜外国生活方式”。他们还指控江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

    江的确非常注意自己的外表。他偶尔会在公开场合梳头并整理着装。他的朋友们有时候会以此开一些善意的玩笑，他们会说：“大脑袋小梳子。”江会微笑着回敬他们：“爱美乃人之天性。”

    江默默地承受批判。与他的同学和同事相比，他知道自己是幸运的。他没有被清洗、流放或监禁。他有两个救命的优势：他生在一个“红色”的家庭；他专注于科学研究。用“文革”的语言来说，他是属于“靠边站”，而不是被“打倒”。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愤怒：毕竟他曾为建设党和国家那么努力地工作。江后来告诉他的朋友和家人：“墙上的大字报真令人难以忍受。没办法同他们理论。对我而言，这是一种折磨与考验。”

    红卫兵选了一个名叫刘振华的大学生来调查和审问江泽民，这可能是使江感到最为屈辱的事情。在审问中，江十分坦诚。他告诉这个神经过敏的学生：“你们年轻人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各种各样的人。你必须学会如何用自己的头脑分析问题并发掘真相。”当刘指责他的“资产阶级生活”时，江愤怒了。

    他斥责道：“无稽之谈！我住的是宿舍。我的毯子都被虫子咬破了。我的公文包破烂不堪。你可以去查我的所有财产！”

    刘私下里告诉一位朋友，他非常感激江的忠告。

    尽管如此，江被拉下了所长的位子，接受公开批斗，被迫交代自己的“错误”并写下检
讨书。尽管他在心里可能有时觉得生气,有时觉得好笑，但江努力保持一个坦率正直的态度，不给那些坏蛋以任何借口对他进行变本加厉的迫害。即便如此，他拒绝为了开脱自己而牵连任何人。一段时间后，攻击他的人好像已经用尽了所有可以指控他的借口。

    是什么原因使江泽民遭受的迫害相对较轻呢？首先，他离北京和上海比较远———那两个地方被看成是滋生反对毛以及破坏共产主义的“走资派”的温床。另外，江的个人行为无懈可击：他没什么财产，从不追求浮华的生活方式。为了把迫害他的人搞糊涂，江强调他的父亲是共产党的烈士，而对他成长的文化背景和所接受的精英教育则轻描淡写。那时江还不知道，他的母校扬州中学是红卫兵攻击的早期目标，他们用鲜亮的大红色把这栋“封建”大楼涂抹得面目全非。

    江竭尽全力帮助所里的工作人员。他的办公室主任姓杨，曾经在中南海担任过10年的警卫工作，对党很忠诚，但由于曾给中央委员会写信批评“四人帮”（译注：当为江青等人，此时“四人帮”尚未完全形成）而被打成“反革命”。江对他说：“杨同志，你确实是一个好同志。你一定要相信只要我们的老一辈领导人还健在，只要人民解放军还在，天就塌不下来。最终，你会得到平反和正确评价的。”

    在江被停职期间，他为技术人员组织讲座和课程，考虑到当时反知识的政治气候，这真是个小小的奇迹。其中包括用英语和俄语来授课，吸引了100多名学生。他还加深了自己对核工程学及马列主义的理解。头一次有了那么充足的时间，他可以如饥似渴地读书，特别是英语书籍，非常具有反讽意味也非常聪明的是，其中包括外文版的毛泽东著作。毕竟，怎么能够批评他读毛的著作呢？江的另一项自我完善是学游泳，这一技能成为他在以后岁月中最主要的锻炼方式。

 9月，江探访了一些新入所成员的房间，注意到他们中的4个人挤在一个狭小的屋子里。在与一位名叫华明春（音译）的不到20岁的毕业生交谈时，他说：“小华，为什么不和我住到一起呢？”听到这话，新来的同志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是紧张地笑笑。“这不是什么大事，”江说，“所长和其他人都应该一样。领导决不能搞特殊。”当华到了江的房间，他惊讶地发现江已经重新放置了两张单人床，还把自己的小书桌放在床中间，与他共用。

    1967年是“文革”的暴力活动达到高峰的一年。华明春回忆说：“有一天，我问江所长，他想不想出去看不同红卫兵派系间的武斗。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小华，你还年轻，你应当把时间用到学习上。如果我们没有知识，就不能建设我们的国家。’”

    在华搬进来之前，江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于在宿舍里学习。他的床上总是堆着高高的书。如今他有了个室友，江便在办公室里读书，直到很晚才回来，几乎总是要到华睡着以后。“他总是很小心地开门，”华说，“他从不开灯，总是摸黑作上床前的准备。”

    华和江在一起住了3年。他记得江从不抽烟或喝酒。不过，他的确记得江的宽边眼镜，还有那颇有意思的头发问题。华说：“我们所里有些人批评江的头发留得太长了。他们说江的发型是（解放前）30年代的。”

    江别无选择，只能把头发剪短，但当他回来时，听到了同样的抱怨———说他的头发还是不够短。因此他再次回去，让理发师给他理了个政治上正确的寸头。当他这次再回来的时候，他摩挲着几乎已被剃光的头问他的室友：“小华，现在我的头发怎么样？”

    华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说：“好啊，江所长，短头发能防止被人‘揪辫子’。相信我，这次没人会批评你的头发了。”

    江泽民在武汉的那几年里，只有很少的个人财产———一个旧皮箱、一个人造革手提包、一条蓝色碎花小棉毯、一顶旧蚊帐、一个小收音机以及一个煤油炉。研究所没有食堂，单身汉要吃饭就得到隔壁的武汉锅炉厂去。有时候，江工作或学习太忙，他会给华留一个字条，让他带碗米饭回来。其他时间，他会用煤油炉做点简单的汤面。“我们所里就有煤油，”华解释说，“但江总是到商店去买他需要的那一点煤油。”

    “个人的就是个人的，”江说，“所里的就是所里的。我们必须公私分明。”

    “在我看来，这有一点过分了。”华补充说。

    1968年，有更多的人进所，由于没有空房子，两个人搬进来与江和华同住。江对华说：“我们要同甘共苦。”他的室友聊天打牌，但无论屋子里有多吵，只要江在屋里而又没睡觉，他就总是在读书。有一次，一个室友的家人来访，江建议所有其他人另找地方睡几天，让那家人有些私人时间在一起。

    多年后（1991年），华明春惊讶地得知江泽民是江上青的儿子。“我们在一个小房间里生活了3年多，”华当时说，“但他从没对我提过他是烈士的儿子。”

    1967年10月9日，周恩来总理———在这个灾难性的时期几个孤独的理性的声音之一———访问了武汉。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按要求夹道欢迎这位伟人，江与其他同事一样，都把这看成是一种荣誉。但是，就在周到来之前，江和另外6名靠边站的高级领导被强行关进一个空屋子里，不许出来。这让江感到苦涩和失望。他说：“今天，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见到周总理。”江的同事从没见他这么沮丧过。

    在停职近两年后，江泽民被要求接受党的严格审查，结论是在江的个人背景或政治行为中找不到任何严重问题。结果，江被送到“五七”干校。“五七”干校的得名是因为毛泽东在这一天号召知识分子去体验农民的体力劳动。干校位于一个农场，通过身体受苦的方式来改造人，据说这是锤炼政治纯洁性的火焰。吃饭就是用粗糙的饭碗，像农民一样蹲在地上吸溜面条。几十年后，江仍记得农场那“尘土满天、泥泞崎岖的乡村小路”。

    江在农场住了一年多。由于性格使然，江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并和一些人建立了友谊。除了按要求养猪和种小麦，他靠演奏乐器、练习书法和绘画来打发时间。文化兴趣又一次使他保持了良好的精神状态。转折即将来临，干校生活是江复出的第一步。

    对包括江泽民家族成员在内的很多其他人来说，这个年代显得更具破坏性。他父亲的弟弟———五叔———在战争年代曾冒着生命危险为一家地下印刷厂工作，却在当时一次典型的大规模集会上被迫害致死。他的妹妹江泽慧被下放农村劳动。江泽慧平静地回忆说：“我是在学校负责管理学生的一名辅导员。在造反开始的时候，学生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他们首先攻击的是他们认识的人。”

    她丈夫因为曾在苏联学习过，所以被认为是一个苏联间谍，受到清洗。江泽慧说：“每个人都会受到各种怀疑。他们把你划成什么，你就是什么。”

    1971年初，江泽慧和她的丈夫还住在下放的农村时，他们被准假去南京她公婆家过春节。江泽民那时恰好也在南京（在他哥哥江泽君家中），但他不知道他妹夫的父母住在哪儿，便焦急地到处寻找。

    江泽慧回忆说：“当他最终找到我们时，焦虑不安地提了一大堆问题。他想马上知道一切。‘所有帽子都摘掉了吗？’‘你们平反了吗？’‘现在生活怎么样？’”江告诉妹妹，党的调查人员已经完成了对他的审查工作，他已被证明清白。“他好像对那些徒劳无功的事很感沮丧，虽然他并没有怨天尤人。”江泽慧说。

    江泽民的两个儿子，江绵恒和江绵康也成了那个时代的受害者。他们的学业，同30年前江本人的学业一样，被政治动荡打断了。江是被入侵中国的日本人，他的两个儿子则是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尽管江在武汉“靠边站”的时候两个儿子有时能来看父亲，但“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他们的生活。14岁的绵恒刚刚初中毕业就被送到农村，他同其他许许多多的知识青年一起接受农村的教育改。绵恒在粮库工作，成天背大袋面粉。弟弟绵康在1968年初中毕业后参了军。直到1979年，两个孩子才得到了完成学业的机会。

    江泽民以达观的态度来面对家庭和国家遭受的创伤。“我们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对曾经在肉体和感情上折磨过自己的人深恶痛绝。”江泽慧解释说，“但三哥鼓励我要以历史的观点看问题，要与人为善，即使是对那些曾经陷害过我们的人。他说，‘如果你能够赢得他们的心，他们将与你和平相处。’”

    王慧炯解释说：“江主席很少跟我谈及‘文革’，我们不需要谈。我们忘不掉那些痛苦。我们忘不掉被摧残的生命和被毁掉的一代。我们忘不掉那些对中国可怕的伤害。我们忘不掉那些激进的极左分子。我们俩都是知识分子、专业人士———没有必要说更多了。”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相互竞争的派别之间重新分配了权力，恢复了一丝稳定，并指定军队领导人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的天下大乱势头已经减退，平反遭清洗干部的工作悄然展开。

    1970年，江泽民离开干校回到北京。在“斗批改办公室”过渡了一段时间后，他成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的副局长，这是他的第一个正式的政府职务。这次调动标志着他的事业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转移：从工业到政治。被他称作“23年一线工作经历”和“基层时期”的阶段结束了，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

    “文革”期间，周恩来总理负责国家的外交事务。1970年，毛听从周的建议开始在外交政策方面探索新战略，特别是如何抵御关系仍然冰冷的苏联。两国在漫长而有争议的边境线上又爆发了一系列的武装冲突。中国希望在与这个强大的核邻国的对峙中获得一些回旋余地。

    中国在当时被视作一个封闭的国家，在外交上没有什么力量。罗马尼亚是仅有的支持中国的国家之一。罗马尼亚一直试图摆脱对苏联的依赖。为了巩固中罗两国间的政治联系，中国同意应罗马尼亚政府的请求，帮助建立15座机械制造厂。罗马尼亚与中国之间这一半结盟的关系是基于一条古训：“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是对抗在共产主义世界中苏联主导地位的唯一制衡力量。

    这一项目成为头等大事。周恩来将这一任务交给一机部，一机部挑选44岁的江泽民率领一个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此行的目的是进行建设15座工厂的可行性研究。经过罗马尼亚语的强化学习，江动身前往东欧。上次出国时他是一个学生，如今他将成为一个老师。

    江的语言能力对他的领导地位极为重要。他抓住一切机会练习罗马尼亚语，当他不能用这门新学会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时，他还可以同东欧人说俄语，同西欧人说英语。他发现罗马尼亚人民活泼热情、思想开放，他很喜欢与他们在一起。这是他在对外关系中的第一次官方经历。国内那些迫切希望能够取得任何形式外交胜利的上级认为，这是外交上的一个漂亮仗。江后来回忆说，此次经历让他“张开双眼看世界”。此行标志着他一生中留给后人的主要成就之一的发端：促进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友好往来。

    1971年9月，当江和代表团还在罗马尼亚时，林彪企图发动一场军事政变，包括密谋刺杀毛泽东。策划政变失败后，林和全家一起外逃，却在蒙古境内死于飞机失事。之后的混乱使周恩来得以扩大自己的权力，他开始悄悄恢复有些被清洗的官员的职位。

    林彪事件还暴露出党的宣传机器是多么不可靠。在“文革”早期，中国媒体曾将林美化为“毛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好的学生”。可是，他突然就成了叛徒。也许，媒体宣传的其他事情也是错的。“文革”可怕的迷雾开始被逐步拨开。

    仍在拖拉机制造厂下放劳动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要求恢复工作。由于周恩来健康恶化，毛泽东需要帮助。1973年3月，邓恢复工作，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他立即开始执行搁置已久的改革方案，包括裁减机构臃肿、开支巨大的中国军队。周与邓有很好的工作关系，在他们的领导下，政府工作开始回到正轨。

    1972年，江完成在罗马尼亚的工作后，再度担任一机部外事局的副局长。他从布加勒斯特回来后不久赴长春休假，去看望他在汽车厂的老朋友。他几乎有5年没有和沈永言联系了。沈在第一汽车制造厂招待所为他安排了一个套间。

    “老沈，”江看着宽敞的房间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不住套间。请给我一个标准间。”

    这不是谦虚，这是不安。经过“文化大革命”持续的指责与批判后，江拒绝住套间。“他话比以前少了，”沈回忆说，“不像我所认识的那个热情洋溢的他了。经过那些可怕的岁月，他格外地谨慎。”

    中国新战略的一个方面就是作出了一项历史性的决定，开始推动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通过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的幕后渠道———江在布加勒斯特的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和美国的秘密谈判以惊人的速度取得进展。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开始了他对中国的开拓性访问。尼克松会见了毛主席，并每天与周恩来举行会谈。就像国家对下放到农村去的大批官员所做的那样，中国也在为自身恢复名誉。

    1973年3月，中国与罗马尼亚最后确定了关于援建15座工厂的协议。江泽民负责组织和完成整个项目，包括在布加勒斯特举办一个社会主义成就展。虽然从技术角度讲，“文化大革命”已经差不多了，但外事工作仍有风险。诀窍在于既要胜任工作，同时又要避免各种仍然很具威胁的指控，如“右倾”、“修正主义者”或“崇洋媚外”。现在以及以后，江在党内反复无常的斗争中长期积累下来的经验将会变得极为宝贵。

    尽管他的事业有了起色，他的个人生活还是孤孤单单。江泽民继续住在北京简陋的宿舍里，他的妻子和家庭则留在上海。他多数时间在单位食堂和其他中层干部一起吃饭。江在工作中取得了稳步进展，最终被提拔为局长。

    江泽民避过了极左和极右的政治风波，开始更加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有时，为了给重要的来访宾客留下好印象（或者是不让他们感到震惊），干部们会被要求从平时破旧的住所暂时搬进较为体面的房子。江谴责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他后来回忆这一做法时说：“知识分子不能改变现实去适应形势。我们有责任面对现实。”

    1975年，邓小平是常务副总理，但因为极左的“四人帮”仍然控制着宣传———他们解散了（宣传）部机构，却操纵着运转机器。邓在国务院设立“政治研究室”来与之竞争。利用这一新的机构，邓准备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党与国家的工作总纲》。在文章中，他试图把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得到了胡乔木和邓力群的协助，前者是毛的前秘书。

    尽管邓小平试图将毛泽东的思想结合进文章，毛还是得出结论，认为邓阳奉阴违，想让国家朝与毛指引的相反的方向前进。文章尚未发表，已成为邓小平“主要罪行”的“证据”。邓再次受到清洗———在1976年1月周恩来的葬礼上他宣读了悼词，这是他最后一次露面———但这一次，他的罢黜并未持续很长时间，中国幸甚。

1976—1985年：“在工作中学习是我的习惯”

在有些中国人看来，1976年是天崩地裂的一年。3月，一颗巨大的流星在吉林省上空爆炸，曳光如雨，落石倾盆，覆盖了500平方英里的土地。7月，20世纪最具毁灭性的大地震毁灭了唐山，24万人丧生。

    政坛上也同样发生了剧变。1月8日，周恩来在与癌症进行了长期斗争后逝世，150万群众排成长队目送他的灵柩远去。8个月后，9月9日午夜过10分，伟大舵手毛泽东去世，享年83岁。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举国上下佩戴着黑纱和白花，发自内心的悲痛使人们涕泪滂沱。不过，他们也不安地期待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毛东去世后的几小时内，中国的高级领导人以各种组合聚会，寻求联盟，筹谋划策。尽管毛任命华国锋做他的接班人，但以毛的遗孀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试图通过败坏华的名声来维护自己的权力。作为回应，华国锋与党内及军队稳健派领导人结成联盟。10月6日，华批准采取协同行动，逮捕“四人帮”的各个成员，同时占领了国家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社。“四人帮”的暴政终于走到了尽头。

    但某些极左分子拒绝承认北京的新领导层。他们中的很多人集中在上海———“四人帮”的权力大本营。这些造反派拥有武装民兵，有3万多人的兵力和8万件武器。他们征用当地媒体喉舌，以阻断任何来自首都的消息传播。但最终未能与中央政府对抗。

    党中央指派了一个14人的“工作组”到上海恢复秩序。成员中有时年50岁的江泽民，他对此颇感意外。但江是个当然的候选人，因为他对这座城市的工业和企业非常熟悉。江对领受这一任务心情复杂，但别无选择。他很高兴与妻儿团圆，可这份工作充满利益争斗和暗藏的陷阱，看起来更像是他事业的中断而不是提升。江悄悄地征求汪道涵的建议，但因为汪还没有恢复职务，他很谨慎，没有说多少话。

    江泽民的任务是重新振兴这座城市的工业和交通，这以前是被“四人帮”及其党羽控制的。在这座他曾经抗议过国民党的城市，江现在拥有了决定成千上万人命运的权力。这是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很多人成了清洗的牺牲品，另一些人则得到了本不应得的工作。对每个案例都需要进行严密的审查。

    江泽民以有组织、有条理的方式辅以自己的政治经验开展工作。江的第一个行动是把关键人物官复原职，并将许多非法任命的人员罢免。他瞄准了那些抵触情绪最为严重的企业，派出忠诚于中央政府的工作小组接管。“四人帮”的追随者不是被逮捕就是被审查。考虑到变化太突然可能会引起混乱，江慢慢地恢复在“文革”中被废除的高效管理制度。他还为工人们设立了有限的激励机制，并恢复了一些常识性的规矩，例如重工业工种的工人要穿粗帆布工作服而不是革命服装。

    作为工作组的一员，按级别给江配备了汽车和司机，不过这种特权引起了他的不安。江一家人继续住在他们的旧公寓楼里，周围全是普通工人的简易住所。他对批评很敏感，不想让孩子们盯着他的车看，也不想让他的邻居在背后议论。江让他的司机在离家几条马路之外就把他放下，这样他就可以像其他人一样走完剩余的路程。

    工作组大获成功。江在上海待了一年，返回北京后，江重续一机部外事局局长的职务。不过，此后的几年颇令人失望。那是个政治过渡期。尽管“四人帮”受到审判，但整个国家似乎停滞不前。1977年8月（译注：指党 的十一届一中全会）被选为党主席的华国锋，拒绝进行任何变革。他以“两个凡是”而闻名：“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江泽民很不适应这种保守的环境。第二年，两个副部级的职位与他擦肩而过。那么多的干部获得平反，使所有重要职位上都充斥着候选人。江泽民在52岁的时候处于事业危机之中。江考虑过离开政府到大学任教，10多年后他又考虑过这一变动。

    幸运的是，变革出现了。在毛去世后，邓小平在他第二次被清洗后再度复出，成为华国锋领导下的4个副主席之一。邓小平时来运转，江泽民也有了好运。尽管他们当时还不知道，邓和江的领导地位将会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

    作为对华的“两个凡是”的回应，邓小平针锋相对地强调了“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前者是对毛原有的思想更为理性的解释，这一思想在20年之久的意识形态狂热中长期休眠。后者引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讨论。邓的这两句有力的格言向毛所坚持的主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中国的最高仲裁者———发起了挑战。所有人都知道新思维已在酝酿之中。

    “我有幸参与了现代最重要的文章之一的起草。”滕文生回忆道。它的题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邓小平为1978年11月至12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准备的发言。邓亲自准备了提纲，胡乔木参与了修改。这篇文章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摆脱旧的教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打破了所有阶层完全平等这一神圣的教条。滕文生回忆，他当时想，“这是非常有勇气的”。邓的文章给在12月晚些时候举行的关键的中央委员会全会定下了调子。这次会议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并永远改变这个国家。

    好时机一下就来了。1978年下半年，江泽民长期的良师益友汪道涵重返政治舞台。在作为低级官员经过多年磨炼和苦干之后，汪终于在党内得到平反，并恢复了他以前的职务，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负责对外经济关系的副部长。

    对汪道涵来说，这是个漫长又创痛不断的阶段———13年，更像一个历史时期———在此期间，江尽力帮助他的朋友。汪的妻子患肾衰竭已有多年，于1965年去世。在她去世前，
江泽民和他的妻子经常去汪的家里看她；江永远忘不了这位病情已到晚期的女同志，他的前上级，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是如何给他忠告、给他抚慰的。

    在这动荡的年代，两个家庭始终保持着联系。在汪道涵被清洗与罢黜之后，江泽民在武汉，江的妻子在上海给了汪的女儿以庇护。这不是没有危险的，因为任何与已被罢黜的汪的接触，都会给那些想打倒江的人以方便的借口。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汪道涵回到北京，过着平静的生活。江经常与他见面。这仍是危险的，因为汪的职务还未恢复。

    “我们只是老朋友，”汪回忆道，“当然，我们会谈到政治———我们都知道，‘四人帮’必须清除，中国需要新的领导人———但我们也谈论世界经济、 现代技术，还有文学。江跟我说起莎士比亚的伟大剧作（我有很多时间，所以读了许多书）。我很欣赏江知识的渊博。即便在最困难的时期，他也热衷于学习。”

    在毁灭性的唐山大地震后，尽管“四人帮”仍然大权在握，江还是搬到了汪的家中。汪解释说：“北京仍然能感到余震，住在高楼上的人们感到十分紧张。很多人在寻找低层房屋作为临时避难所。江和他的母亲到我家住了几天。当时，她和江住在一座高层公寓楼的三层。我常去看望他们。江的母亲做的扬州菜非常好，对我就像对待她儿子一样。我每次去，她都要烧她最拿手的菜，如‘煮干丝’和有网球这么大、和蔬菜炖在一起的‘狮子头’。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喜爱读书，特别是中国古典小说。她很喜欢讨论小说中的人物。”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国家从困顿中摆脱出来。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受到批判，华本人按当时流行的做法进行了自我批评。过渡期结束了，邓小平接掌了权力。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邓将会组织并推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突进性增长。

    毛是理想主义者，而邓是现实主义者。邓曾有名言云：“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在中国，精妙的言辞能传递深远的含义，没有人会忽视其中务实的信息，没有人会忽略邓令人难忘的“白猫黑猫论”所比喻的两种经济体制，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

    邓小平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宣言，党的任务几乎从一夜之间由阶级斗争变为经济发展。在各项改革中，政府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欢迎外国（贸易和投资）机构参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政府还开始逐步地开放中国社会，慢慢放开个人自由。“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成为邓的发展计划的基石。从此以后，经济目标实现与否将成为衡量成功还是失败的标准。增长与发展这一可量化的检验指标将决定政策与事业的升与降。邓说：“不改革，就只有死路一条。”

    邓恢复了家庭农场（译注：指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引入市场经济，鼓励消费品的生产，并促进了同韩国、新加坡、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的贸易。他还开始挑战意识形态的教条。北京发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学习文件，并在全社会范围内鼓励讨论。任何一个人的思想———无论是毛泽东的、马克思的，甚至是邓小平的———再不会被盲目并无条件地接受了。

    此后，邓又宣告说，党应当停止讨论某项政策是“姓‘社’还是姓‘资’”，几十年来这一直是政策能否被接受的试金石。他还宣布市场经济并不一定意味着资本主义。他的意思是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能照搬到20世纪的中国。邓一个耳朵的听力几乎全部丧失了，但他的幽默感丝毫没有受损，他就自己偏离“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开玩笑说：“马克思坐在天堂里，很强大。他看着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不大喜欢。所以他惩罚我，让我成了聋子。”

    1978年10月，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两个月，在安徽农村腹地一个叫小岗的村子里，18个赤贫的农民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与会人各家全已濒临饥饿，于是大家达成共识：在共有制的集体体系内再也活不下去了，遂决定把公社大田分到每个家庭，由各户承包，“家庭承包责任制”由此产生。各自独立经营，可以使农民保留自己的劳动成果，而他们迅即获得成功的消息旋即引起邓小平的注意，并有助于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

    1998年秋，在“家庭承包制”实行20周年之际，江主席亲临小岗。今日的小村已拥有水泥公路、砖房、现代化校舍和碟状卫星接收电视天线。江主席看到了当年那份合同的影印件，上面摁的是真正蘸血的手印。江朗声念出那些走投无路之下决心辟出一条新路的词句：“……将来要是成功，我们不再向国家要钱要粮。要是不成功，我们这些当干部的愿意坐牢杀头，［我们］向活下去的人托付［受惩罚的人的］遗孤，请抚养他们到18岁。”江称赞这“生动又简明的”语言，并与当年那些农民合影，农民们你争我抢，尽量想跟中国的领袖靠得近一些。

 1979年1月，中国和美国重新建立了外交关系。几个星期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款待正式到访的邓小平及夫人，这是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访美。美国人对中国的观感开始改变。人们说，邓这个戴上牛仔帽的小个子是美国方面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

    1979年4月，邓小平提议建立“经济特区”，鼓励外国投资者在特区内设厂，生产并出口消费品。最初的经济特区位于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以及福建省的厦门，它们将成为改革的样板和象征。中国国务院设立了两个部级机构来贯彻实施邓的改革（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两个委员会由同一个人任主任———一位老革命、国务院副总理谷牧。

    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说：“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要不拘一格地发现和提拔有前途的中青年干部。”他提倡“四个转变”，以产生新一代的共产党领导人员，要寻求“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人才。

    听了邓的指示之后，已完全恢复权力的汪道涵找到谷牧，推荐江泽民在新成立的委员会中担任高级职务。（汪本人刚被委以中国最重要的职位之一：上海市市长。）谷牧在20世纪50年代当过上海市委副书记，他记起了过去的江，并任命他为两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

    经过4年蛰伏之后，54岁的江终于成了副部长。在几周之内，江以无投票权代表的身份列席了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有关建立经济特区的简要报告。江还首次被选举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政协代表着中国的各界别、各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民主党派，它们组成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统一战线”。

    江以后将把经济特区称作全国其余地区的“排头兵”、“窗口”和“试验田”。他在建立特区中分管的工作是保持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平衡。他必须鼓励外国投资，同时又要确保任何经济改革都不会危及社会主义的稳定或威胁党的领导权。政府希望经济特区能成为外国资金、物资和专项技术———而不是外国意识形态———流入的通道。为这一目的，经济特区将使用铁丝网和警犬以跟国内其他地区完全隔开。

    1980年秋，主管特区工作的委员会奉命组织一次由联合国资助的旅行，考察12个国家的主要进出口中心和自由贸易区。江泽民被任命为代表团团长。代表团由10名中国人和一个联邦德国的向导组成，包括几个特区的市委书记和来自各部委的各类技术和法律专家。

    在新加坡，对代表团的接待并不怎么友好，比如，不允许他们进入一家飞机零部件制造厂的生产区。第二天早上，在向坚持说英语的新加坡官员抱怨时，江发现翻译有点儿跟不上，于是江亲自承担了全部的翻译工作。身为代表团团长，这是极不寻常的。江对这些新加坡华人官员不说中文感到不太高兴，所以在下午的会上他坚持要求他们说中文。结果讨论才变得较有收获。

    代表团在40天里走访了东南亚、北美和欧洲，最后在日内瓦———江在那里简要地向联合国官员介绍了情况———结束行程。“江的报告很有外交策略，”代表团成员、厦门市委书记陆自奋回忆说，“事实是除了我们在新加坡的会谈，整个行程一无所获。在其他任何地方，会谈都缺乏实质性内容。尽管如此，江泽民宣传中国新经济改革政策的工作仍是非常出色的。后来，是江推动了在厦门开辟2.5平方公里的经济特区的最终决策。在所有的经济特区，中央、省及市政府对控制权都有不同意见。”

    陆补充说：“江是一个务实的专家。在整个行程中，他非常投入，诸事亲自操劳，没有一点高级干部的架子。”

    尽管在国外待过相当长时间，江还是对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感到震惊。他指定新加坡的巨龙工业园区和爱尔兰的香农自由贸易区作为中国可能学习的榜样，并有了如何组建特区的构想。

    代表团返回以后，江泽民和他的小组准备了一份开拓性的报告。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梦魇仍历历在目，报告中的建议确实是大胆的。其中包括的政策有允许地方政府授权减免税收、转让土地和保留外汇等。另外，报告建议允许外资企业按其自身意愿雇用和解聘工人。对一个共产党国家来说，这些都是激进的观点，只有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才有权批准。

    江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这一提案，并成功地使人大有条件地同意推行该计划。（他在人大的发言得到了好评，被称作雄辩、幽默、有表现力和逻辑性强。）虽然提案不是一致通过，而且江被告知经济特区将接受监督，但这一决议无疑是个历史性的突破———无论是对江个人而言还是对国家来说。他不再是个技术官员，而已经跃到政策制订的最前沿：江泽民已经成为邓氏改革的早期贯彻者，并成为代表中央政府在深圳作出实质性决策的第一人。他说：“经济特区的所有项目都应着眼于长远，并且与国际标准接轨。”江泽民现在已是日后被称作“邓小平理论”的理念的拥护者。这一角色将对他十分有利。

    1982年的一天，在一次会议结束的时候，江泽民走向张爱萍将军，当时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他们以前见过几次面，但这一次江有件个人的事情。

    “您还记得江上青吗？”江泽民问。

    “当然记得，我们是好朋友。很可惜，他英年早逝！”

    江泽民说：“他是我的养父。”

    “真的？”张爱萍大吃一惊，“怎么以前没听你说过？”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么多年来，我还一直打听寻找上青的亲属，没想到你就是他的儿子！”

    “他牺牲时我才13岁。”江泽民补充说。

    张爱萍喜不自胜，问了许多上青亲属的情况。

    随后江泽民提出了他的请求。“当地政府想为我父亲立个墓碑，我想请您题。”

    当天，张爱萍就书写了“江上青同志之墓”这7个字。墓碑的背面是逝者的同志所写的墓志铭。这时距他牺牲已有43年。

    1982年3月，江任副主任的两个委员会同其他几个与经济相关的部委一起合并成为一个新的大部，被称为对外经济贸易部。当时唯一的女副总理陈慕华被任命为部长。当她宣布她的高级班子成员时，江泽民的名字不在其列。不过，这一次，他已有了两个强有力的支持者———国务院的谷牧和上海市长汪道涵。江又一次从好时机中受益：国务院刚刚决定批准建立一个新的电子工业部。

    1982年5月，江泽民被任命为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这是个重要的提升。

    1982年9月，邓小平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致开幕词，题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以后这就成为定义中国改革计划的词组。邓认为，马列理论必须适应中国的文化，这也是江后来进一步发展的主题。对西方人来说，邓的改革似乎是试探性的蹒跚学步，但在中国，这些改革却被视为大胆而影响深远。

    就在这次党代会上，江泽民成为中央委员会———制订政策并选举产生政治局———的第210名委员。通过进入中国政治权力的核心，江已经越过了成为高级职务候选人的最后一个障碍。他几乎完全符合当时的四项标准：出身革命家庭，做过30年有知识的管理人员，又是几个领域的专家，而且只有56岁，相对来说仍属年轻。

    当江第一次出席党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坐到座位上的时候，他环顾四周，感到非常地亲切自然。他认识许多中央委员，包括几名在上海地下党时期的同事。一些老一辈的领导曾同他的养父江上青共同战斗过，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了江的支持者，尤其是张爱萍将军。江最近的领导是副总理谷牧，谷还是中央书记处成员，这是个管理党务的机构。

    当时，崇尚消费的观念开始出现，电子工业必须努力满足新的需求。据说在毛时代，大城市里结婚的年轻人希望拥有的是自行车、手表、电扇和收音机，到邓时代希望拥有的是彩色电视机、录像机、洗衣机和冰箱。为了迎接挑战，江自学了电子学速成课程，阅读书籍和论文，听取技术汇报，同专家交流。后来有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当被问及他有何爱好时，江回答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喜欢读书。我阅读与我工作有关的东西：一是机械，二是电子。”1983年6月，江第二次出访美国，在参观麻省理工学院时，江感觉就好像走进了科学的天堂。江后来留恋地说，假如自己走的是另一条生活道路，他倒愿意读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

    作为电子工业部的代表，江副部长曾会见各家科技公司的人，其中就有惠普。江跟惠普签署了建立一家合资企业的协议，这是中国最早的合资企业之一。他访美的最后一站是旧金山，在那里中国惠普的总裁刘池宁（音译）博士提出由他做东，请代表团吃一次中式晚餐。江的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在整个访问期间因吃不惯西餐，一直留在自己房内，错过了多次会谈。（刘博士的家常便饭中的面条产生了效果，让这个人在回国之前有了精神。）

    刘去机场迎接代表团，在驾车去他家的路上他告诉江泽民，除了中式晚餐外他还安排了一个庆典。

    “庆典？”江问，“庆祝什么？”

    “庆祝什么？”刘反问道，“你在开玩笑吗？当然是为了你被提升为电子工业部部长。”

    “你从哪里听说的？”江大吃一惊，问道。他当时并未料到这次提升，也没接到正式的通知。

    刘说他刚从朋友那里听说，江泽民进入电子工业部还不到一年，就被任命为部长。江问他是否能半路上停一下，给旧金山的中国领事馆打个电话，核实一下这消息。他有些担心，尽管没有流露出来。如果没有真的得到提升，他当然不想去参加庆典。在消息得到证实后，他高兴地参加了宴会，享受了献给他的一只大蛋糕。江泽民现在是个正部长了。

    在此期间，江泽民见到罗纳尔德·里根总统，江抱怨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售某种电子技术。

    “我们担心你们把它用于军事目的。”里根说。

    “那为什么你们卖小麦给我们？”江微笑着反驳说，“我们用它供养我们的士兵。”里根和江一起欢快地大笑起来。

    尽管自大学毕业以来，技术变化很大，但江了解的电子知识足以发现需求和机遇。在解释自己的背景时，江说：“我的经历涉及工程、电子和电力工业，还有进出口行业。”江学习任何科目从不面面俱到，但他掌握的知识足以使他了解要做什么和应该让谁去做。正如他所指出的：“在工作中学习是我的习惯。”

 在电子工业部，江泽民负责近1400家企业，近4000座工厂，其中很多是军工厂。有7.5万部属员工和近300万下属工厂工人在他的管理之下。他的任务是带领中国在计算机技术和电子消费产品方面赶上时代的最新发展步伐。这是个艰巨的任务。江说：“严格地说，中国在工业制造方面落后于世界15年，在基础科学和技术上落后近10年。”工厂处于混乱状态，企业不能满足大规模生产的需要；电子产品的进口额是出口额的5倍。

    在1983年8月的一次采访中，江坦率地谈到这些问题。他说：“我们的生产水平，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乃至我们电子工业的经济效益，都是非常低下的。我们的科学研究落后，新产品的研制周期过长。况且，我们的工厂布局分散，既不能开展专门的大规模生产，也没有统一的协调。这些状况都不能适应这一行业的要求。”

    部长职务也有令人不快的一面。1982年11月，江对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深圳分公司大规模走私案件进行了调查，该案涉及上万台电视机和其他电子消费品，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起走私案件。《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社论，题目是《提高警惕，推进严打斗争》。这是净化党的一个创举，也是江与腐败所作的持久而令人恼怒的斗争的第一仗。

    就在江泽民刚被任命为电子工业部部长后，两个朋友又恢复了联系。沈永言说：“江对于电子产品在商业和国防应用领域中不断增长的重要性感到兴奋，并对把中国带到世界级水准的长期挑战感到兴奋。”

    江泽民的老同学王慧炯也指出了一些变化。他回忆说：“我可以看出江变得更成熟了。他仍然出去买东西，自己买菜，过着普通的生活———他的确喜欢采购，他认为这有利于了解物价。但他变得更为谨慎。坦率地说，以前他是行动至上，不冲动，却咄咄逼人。如今他的言行变得更加深思熟虑。”

    尽管责任重大，江泽民仍努力留出时间给家庭。他的姐姐江泽芬在“反右运动”中遭受的创伤仍在逐步恢复中，江便邀请姐姐搬到他家里来。“我弟弟经常很晚下班回家，”江泽芬回忆说，“一般都是在我们家吃完饭几个小时后。当我问他想吃什么的时候，他通常要的是一碗面条。对他而言，工作就是一切。他生活很简朴。”

    1982年，江泽慧被任命为安徽农学院林业系副主任（译注：原文如此，但江泽慧的简历中写的是系党总支副书记，后来升为书记），她匆匆忙忙跑到北京去告诉江泽民。“‘文革’期间我在农场工作了整整10年，”江泽慧就事论事地说，“对我的提升，我感到自豪，我得赶快告诉三哥，给他一个惊喜。”在中国公务员体制中，她的新职务相当于县级干部或部里的处长。听到这个好消息，江泽民拥抱了他的妹妹以示祝贺，然后，给了她一些兄长式的建议。江说：“你现在是个县级领导了，我想赠你一副对联，以示鼓励。”

    对联是一种两行的工整对句，每行包括5至7个中国字，用以激励或指导。江泽民给他妹妹的对联写的是有关诸葛亮的内容。诸葛亮生活在3世纪，被认为是中国最伟大的军事战略家。

    一边写着“攻心”。———意即“努力赢得人心”。

    另一边写着“审势”。———意即“判断时机”，换句话说就是估计形势。

    江泽慧说，“我认真思考了这副对联的含意，以及它同我当时状况的联系。既然我成了一名主要干部，三哥在劝我要学会如何管理人。他希望我成为一个能把大家团结到一起的得力领导者。办事得体和判断准确也很重要。”

    1983年年底，江的中国电子工业抢救与发展计划在国务院获得通过。该计划要建立一个工业基地，到2000年争取年产值比1980年增长8倍；削减收音机和黑白电视机的产量，扩大电话和彩色电视机的生产；以现行的国际标准取代过时的苏联标准。

    在计划实施过程中，江把计算机和集成电路列为优先发展的项目，强调其军事用途。电子工业要制造出中国的导弹和卫星，这是江很乐于接受的责任。这关系到民族的自豪和国防。1984年4月，长征3号火箭成功地将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发射到太空。中国成为第五个能够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国家。江亲临发射现场，并受到政治局和国务院的祝贺。

    “在江泽民成为副部长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立目标和任务。”1984年调到电子工业部的曾培炎回忆说，“那时，很多企业都是重复建设的，而且位于山区（这是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因担心苏联进攻而作的安排）。江多次到这些工厂视察，包括利用他自己的‘节假日’时间。我们有个口号：‘把研发与生产结合起来。’”

    “江早就预见到软件是未来发展的关键，”曾培炎补充说，“据我所知，他是中国第一个谈论‘知识生产’的人。他意识到通过教育和再培训提高人员素质的必要性。每年他都把电子工业领域的200到300名各级领导召到北京。他喜欢与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一起，其中有些人甚至成了他的朋友。”

    江泽民经常与上级部门沟通。他给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写报告，宣传加速电子工业的发展以支持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江指出，“电子”行业已经转变为“微电子”行业，尤其是为了支持计算机和电讯技术。受到他与惠普公司在1983年建立的合资企业的鼓舞，他在1984年举办了多次国际会议。

    虽然江承诺的电子大革命没能在他领导期间发生———多年后他承认，中国的电子工业的发展“没能跟我原来的期望相一致”———他的成就包括使苦苦挣扎的军工厂成功地转轨为欣欣向荣的消费品生产者。他也获得了国际经验。

    在邓小平改革的推动下，中国终于走出了“文革”的长期阴影。1984年是人民共和国国庆35周年，当时人们是如此乐观，10月的节庆成了盛大的庆典。在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打出写有邓的名字的横幅向他表示问候———“小平，你好！”表达了普通中国人感觉到的同他们最高领袖之间的亲密关系。在毛泽东时代，这种亲切态度是不可想像的，这显示了一种新的、更为自由的环境。

    更为宽松的环境符合江泽民直率、谦逊的风格。为了让受人尊敬的元老陈云了解最新技术，江带了很多道具。他用集成电路板、微处理器和一台用于观察电路板和微处理器的显微镜，帮助陈了解电子革命的含义，江还自始至终说着老人的上海乡音。威望大概仅次于邓小平的陈云，不仅赞赏江泽民掌握最新技术，还赞赏江善解人意，没有令他对不熟悉的东西感到不自在。

    《人民日报》就这次会面发表了一条重要报道，文章描绘江既有技术敏锐性又有传统的尊老品格。这篇文章的部分目的是为了表明由面向西方的知识分子创造出的技术进步，与工农大众的革命并不发生矛盾。

    为了表现自己日益增长的政治悟性，江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呼吁要团结在胡耀邦总书记的周围。此时，江泽民已开始推行党的路线，而不仅仅是支持党的路线。江通过公开自己的鲜明观点--文章是他个人忠诚的象征--来确立自己的正统性。

    1984年10月，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关于改革的决议，强调经济增长，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议中庄严地载入了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观点，这个前瞻性的提法最早是邓于1982年就阐述过的，此后一直指导着改革实践。这是个里程碑：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再相互矛盾。新的纲领断言，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经阶段。从现在起，中国的社会主义将是以公有制为其产业基础的市场经济。这是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并且成为日后改革的理论指导方针。

    同年，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思想--为解决台湾问题而设计--成为法律。外交政策也开始发生变化。中国政府放弃了单纯反对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做法，采取维护中国独立及和平、追求国家主动权的更为和谐统一的政策。

    汪道涵的上海市长任期将于1985年届满，北京方面在物色他的接班人。不管是什么原因--有人说是汪年纪偏大，领导缺乏活力，另一些人将此归咎于缺少中央政府的支持，上海这一中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没有繁荣起来。

    “我当然参加了让谁来接替我任上海市长的讨论，”汪道涵回忆说，“副总理万里来征求我的意见。他提出好几个极有竞争力的人选。我推荐了江。”

    汪道涵告诫江，不要期待桂冠。据说，他告诉江，做上海市长就像是当总务科的“总管”。江回答说：“当1200万人民的总管，我感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由于对他的任命仍属保密，江借机开始重新熟悉这个他热爱的城市。尽管他仍承担着部长的职责，他已开始考虑上海。据说他穿上了退休人员的衣服作为伪装，然后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市内到处走动，从他曾经学习过的校园到他在游行时曾走过的街道，再到他工作过的工厂。他随处可见的都只是上海没落的辉煌。环顾城市四周，破旧的危房以及残缺不全的基础设施让江泽民感到吃惊--他决心让它旧貌换新颜。

                为“姐弟恋”正名
                作者  老尤里
        由于博客上屡屡“调情”，徐静蕾和小自己8岁的韩寒成了一对“绯闻男女”。而这次愈炒愈烈的“姐弟恋”又有了“铁证”，韩寒赴京密会徐静蕾被人撞见。本来就因为博客点击量名列前一二位的老许和韩寒着实又火了一把。本来无可厚非，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我们普通人身上，绝对起不了多大波浪。但在他们身上就不一样了。正如记者向徐静蕾求证幽会传言时老徐所说的一样，“都是成年人了，有必要和异性单独见个面，还需要向老师、家长汇报吗？难道还得画个三八线，才能证明男女间的纯洁？这未免庸俗了吧。”有人一说到“姐弟恋”，就有如“谈虎色变”，真让人匪夷所思啊,不就是比人家大8岁嘛！（消息来自新华网）
       这里抛开老徐和韩寒，单就婚姻来谈。按照理论上的婚姻模型来看，应该有三种情况，而且还是“三足鼎立”的态势才对。也就是说应该要有1/3的婚姻是“姐弟恋”，有1/3的男女年龄相当，另外1/3的则属于“老夫少妻”。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难怪人们就对“姐弟恋”另眼相看。物以希贵啊。当然，如果说“姐弟恋”正在流行，那也就恰恰证实了它的尴尬处境。比如前几日报上报道的34岁帅哥爱了68岁太婆一样，已经是个例外了。许多时候即便你有崇高的爱情，但就是无法抗拒现实的残酷。
       其实根据科学家的研究，比如弗洛伊德所说的我们都有俄底普斯（Oedipus）情结和厄勒克特拉（Electra）情结，这就间接论证“姐弟恋”必然要走入这么一个尴尬的境地。而一项针对37个国家（文化）的“男人喜欢什么样的女性，女性喜欢什么样的男人”的调查研究显示，在这37种文化中，无一例外的存在男人更喜欢繁殖能力强的（即年轻的）女性，而女性更喜欢能提供安全感和经济保障的（就现实情形看即更年长的）的男人这样的情形。所以“姐弟恋”不同寻常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涉及到爱情这一永恒而神圣的话题。或许还有其他许多的因素。不然人家法律怎么就规定女性适婚年龄要比男性的小。这又似乎给旁人传递出一个信息：只有24岁的男人才和22岁的女人合配？其实，身高不是距离，年龄不是问题。有人说，“馒头血案”凸现出当今社会已经更加宽容了。我们何尝不把这种宽容进行到底呢？只要有真爱的存在，那管它什么“姐弟恋”啊，能在一起就是最好的了。
     我的一个朋友很理直气壮的告诉我，它决不娶比它大的女人。当然，他有自己的理由，但恕我不能苟同。在眼下中国，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据说有的地方要搞什么异地养老，来解决这样的难题。如果有人作过统计的话，一定会发现在老龄人口中，寡居的妇人比鳏夫要多得多。我想这和中国女性平均寿命比男性更长有一定的关联，而传统思想中的“老夫少妻”则是火上浇油，让这一状况更烈。许多夫妻并没有白头偕老，这样留给许多独处的老妇一些心理问题，也给社会带来一些问题。如果都按照“姐弟恋”的模式，那么就可以向许多电视剧里说的的一样：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求同年同月死，这不也是爱情的最高境界么？

       当然,我也不是就不分青红皂白的支持"姐弟恋",毕竟在伟大的爱情面前,所有的一切都是渺小的.

黑客入侵Windows XP系统常用七大招数

本文讲述了黑客入侵Windows XP操作系统常用的七种方法，如果大家遇到类似那可要注意了…… 　　◇第一招:屏幕保护 　　在Windows中启用了屏幕保护之后，只要我们离开计算机(或者不操作计算机)的时间达到预设的时间，系统就会自动启动屏幕保护程序，而当用户移动鼠标或敲击键盘想返回正常工作状态时，系统就会打开一个密码确认框，只有输入正确的密码之后才能返回系统，不知道密码的用户将无法进入工作状态，从而保护了数据的安全。 　　提示:部分设计不完善的屏幕保护程序没有屏蔽系统的“Ctrl+Alt+Del”的组合键，因此需要设置完成之后测试一下程序是否存在这个重大Bug。 　　不过，屏幕保护最快只能在用户离开1分钟之后自动启动，难道我们必须坐在计算机旁等待N分钟看到屏幕保护激活之后才能再离开吗?其实我们只要打开Windows安装目录里面的system子目录，然后找到相应的屏幕保护程序(扩展名是SCR)，按住鼠标右键将它们拖曳到桌面上，选择弹出菜单中的“在当前位置创建快捷方式”命令，在桌面上为这些屏幕保护程序建立一个快捷方式。 　　此后，我们在离开计算机时双击这个快捷方式即可快速启动屏幕保护。 　　◇第二招:巧妙隐藏硬盘 　　在“按Web页”查看方式下，进入Windows目录时都会弹出一句警告信息，告诉你这是系统文件夹如果“修改该文件夹的内容可能导致程序运行不正常，要查看该文件夹的内容，请单击显示文件”，这时单击“显示文件”就可以进入该目录了。 　　原因是在Windows根目录下有desktop.ini和folder.htt两个文件作祟。将这两个文件拷贝到某个驱动器的根目录下(由于这两个文件是隐藏文件，之前必须在文件夹选项中单击“查看”标签，选择“显示所有文件”，这样就可以看见这两个文件了)。再按“F5”键刷新一下，看看发生了什么，是不是和进入Windows目录时一样。 　　接下来我们用“记事本”打开folder.htt，这是用HTML语言编写的一个文件，发挥你的想像力尽情地修改吧。 　　如果你不懂HTML语言也没关系，先找到“显示文件”将其删除，找到“修改该文件夹的内可能导致程序运行不正常，要查看该文件夹的内容，请单击显示文件”，将其改为自己喜欢的文字，例如“安全重地，闲杂人等请速离开”。 　　将“要查看该文件夹的内容，请单击”改为“否则，后果自负!”，接着向下拖动滑块到倒数第9行，找到“(file://%TEMPLATEDIR%\wvlogo.gif)”这是显示警告信息时窗口右下角齿轮图片的路径，将其改为自己图片的路径，例如用“d:\tupian\tupian1.jpg”替换“//”后面的内容，记住这里必须将图片的后缀名打出，否则将显示不出图片。 　　当然，你还可以用像Dreamweaver、FrontPage这样的网页工具做出更好的效果，然后只要将原文件拷贝到下面这段文字的后面，覆盖掉原文件中“～”之间的内容就可以了。 　　*Thisfilewasautomaticallygeneratedby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5.0 　　*usingthefile%THISDIRPATH%\folder.htt. 　　保存并退出，按“F5”键刷新一下，是不是很有个性?接下来要作的就是用“超级兔子”将你所要的驱动器隐藏起来，不用重新启动就可以欣赏自己的作品了。最后告诉大家一招更绝的，就是干脆将folder.htt原文件中“～”之间的内容全部删除，这样就会给打开你的驱动器的人造成一种这是一个空驱动器的假象，使其中的文件更安全。 　　◇第三招:禁用“开始”菜单命令 　　在Windows2000/XP中都集成了组策略的功能，通过组策略可以设置各种软件、计算机和用户策略在某种方面增强系统的安全性。运行“开始→运行”命令，在“运行”对话框的“打开”栏中输入“gpedit.msc”，然后单击“确定”按钮即可启动WindowsXP组策略编辑器。 　　在“本地计算机策略”中，逐级展开“用户配置→管理模板→任务栏和开始菜单”分支，在右侧窗口中提供了“任务栏”和“开始菜单”的有关策略。 　　在禁用“开始”菜单命令的时候，在右侧窗口中，提供了删除“开始”菜单中的公用程序组、“我的文档”图标、“文档”菜单、“网上邻居”图标等策略。清理“开始”菜单的时候只要将不需要的菜单项所对应的策略启用即可，比如以删除“我的文档”图标为例，具体操作步骤为: 　　1)在策略列表窗口中用鼠标双击“从开始菜单中删除我的文档图标”选项。 　　2)在弹出窗口的“设置”标签中，选择“已启用”单选按钮，然后单击“确定”即可。 　　◇第四招:桌面相关选项的禁用 　　WindowsXP的桌面就像你的办公桌一样，有时需要进行整理和清洁。有了组策略编辑器之后，这项工作将变得易如反掌，只要在“本地计算机策略”中展开“用户配置→管理模板→桌面”分支，即可在右侧窗口中显示相应的策略选项。 　　1)隐藏桌面的系统图标 　　倘若隐藏桌面上的系统图标，传统的方法是通过采用修改注册表的方式来实现，这势必造成一定的风险性，采用组策略编辑器，即可方便快捷地达到此目的。 　　若要隐藏桌面上的“网上邻居”和“InternetEXPlorer”图标，只要在右侧窗口中将“隐藏桌面上网上邻居图标”和“隐藏桌面上的InternetEXPlorer图标”两个策略选项启用即可。如果隐藏桌面上的所有图标，只要将“隐藏和禁用桌面上的所有项目”启用即可。 　　当启用了“删除桌面上的我的文档图标”和“删除桌面上的我的电脑图标”两个选项以后，“我的电脑”和“我的文档”图标将从你的电脑桌面上消失了。如果在桌面上你不再喜欢“回收站”这个图标，那么也可以把它给删除，具体方法是将“从桌面删除回收站”策略项启用。 　　2)禁止对桌面的某些更改 　　如果你不希望别人随意改变计算机桌面的设置，请在右侧窗口中将“退出时不保存设置”这个策略选项启用。当你启用这个了设置以后，其他用户可以对桌面做某些更改，但有些更改，诸如图标和打开窗口的位置、任务栏的位置及大小在用户注销后都无法保存。 　　◇第五招:禁止访问“控制面板” 　　如果你不希望其他用户访问计算机的控制面板，你只要运行组策略编辑器，并在左侧窗口中展开“本地计算机策略→用户配置→管理模板→控制面板”分支，然后将右侧窗口的“禁止访问控制面板”策略启用即可。 　　此项设置可以防止控制面板程序文件的启动，其结果是他人将无法启动控制面板或运行任何控制面板项目。另外，这个设置将从“开始”菜单中删除控制面板，同时这个设置还从Windows资源管理器中删除控制面板文件夹。 　　提示:如果你想从上下文菜单的属性项目中选择一个“控制面板”项目，会出现一个消息，说明该设置防止这个操作。 　　◇第六招:设置用户权限 　　当多人共用一台计算机时，在WindowsXP中设置用户权限，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运行组策略编辑器程序。 　　2)在编辑器窗口的左侧窗口中逐级展开“计算机配置→Windows设置→安全设置→本地策略→用户权限指派”分支。 　　3)双击需要改变的用户权限，单击“添加用户或组”按钮，然后双击想指派给权限的用户账号，最后单击“确定”按钮退出。 　　◇第七招:文件夹设置审核 　　WindowsXP可以使用审核跟踪用于访问文件或其他对象的用户账户、登录尝试、系统关闭或重新启动以及类似的事件，而审核文件和NTFS分区下的文件夹可以保证文件和文件夹的安全。为文件和文件夹设置审核的步骤如下: 　　1)在组策略窗口中，逐级展开右侧窗口中的“计算机配置→Windows设置→安全设置→本地策略”分支，然后在该分支下选择“审核策略”选项。 　　2)在右侧窗口中用鼠标双击“审核对象访问”选项。 　　3)用鼠标右键单击想要审核的文件或文件夹，选择弹出菜单的“属性”命令，接着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安全”标签。 　　4)单击“高级”按钮，然后选择“审核”标签。 　　5)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你的操作: 　　倘若对一个新组或用户设置审核，可以单击“添加”按钮，并且在“名称”框中键入新用户名，然后单击“确定”按钮打开“审核项目”对话框。 　　要查看或更改原有的组或用户审核，可以选择用户名，然后单击“查看/编辑”按钮。 　　要删除原有的组或用户审核，可以选择用户名，然后单击“删除”按钮即可。 　　6)如有必要的话，在“审核项目”对话框中的“应用到”列表中选取你希望审核的地方。 　　7)如果想禁止目录树中的文件和子文件夹继承这些审核项目，选择“仅对此容器内的对象和/或容器应用这些审核项”复选框。 　　注意:必须是管理员组成员或在组策略中被授权有“管理审核和安全日志”权限的用户可以审核文件或文件夹。在WindowsXP审核文件、文件夹之前，你必须启用组策略中“审核策略”的“审核对象访问”。否则，当你设置完文件、文件夹审核时会返回一个错误消息，并且文件文件夹都没有被审核。

       有人说，江泽民不像毛泽东那样是一位高瞻远瞩的开国之父，也不像邓小平那样是一位勇敢的社会改革家。人们觉得毛和邓改变了中国，而江却没有。他们说，除了保持社会稳定并享受经济发展的好运气，他对中国的影响力微不足道。上面这些只是假设，而下面这些却是事实。

　　2001年9月11日，北京午夜时分，亦即纽约正午时刻，短短数小时之前美国刚刚遭受了骇人的袭击，江泽民主席紧急致电乔治·布什总统。他是最早这样做的世界领导人之一。

　　江写道：“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你并通过你，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慰问，并对死难者表示哀悼。中国政府一贯谴责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

　　翌日夜，江主席与布什总统通了电话，再次强烈谴责“这起骇人听闻的恐怖活动”，并保证“我们愿向美方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和协助”。同日，在纽约联合国，中国投票支持美国提出的安理会反恐决议。根据北京的指示，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发言说：“昨天发生的袭击令全世界感到震惊，它虽然发生在美国，却意味着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公然挑衅。”中国的外交支持明确而坚定，帮助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挫败恐怖主义的联盟。

　　在袭击发生之后，中国几乎马上派遣了32名反恐专家前往美国，前所未有地让美国人分享情报，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惊人的转折。在随后数月中，当美国开始策划反击时，中国的反恐人员与美国同行定期举行会晤。江泽民领导下的中国关闭了与阿富汗和长期盟友巴基斯坦的边境，以防“基地”和塔利班领袖经中国逃窜。考虑到中国关于不破坏国家主权以及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基本政策，上述积极行为尤为世人瞩目。

　　10月，在上海,与布什总统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江主席说，中国和美国在“同国际社会一道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都拥有共同责任和利益”。11月，中国允许一艘美国航空母舰在前往阿富汗参战的途中逗留香港，这是一个毫不含糊的支持信号。

　　如果考虑到江泽民在1999年5月7日之后的言行，他的支持似乎令人吃惊。那天，美国空军的一架B-2隐形轰炸机从密苏里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出发，不停留地飞到南联盟上空，投下了5枚卫星制导炸弹，结果炸毁了中国使馆，并炸死3名中国记者。怒火在整个中国的大街小巷及各大媒体上迸发而出，中国人本来就相信，美国的政策就是遏制中国并阻挠其具有历史意义的复兴，现在这种想法更是给这场反美风暴火上浇油。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围住了美国在北京的大使馆，高呼口号，并向使馆投掷石块，而江泽民也严厉抨击了美国的“蓄意挑衅行为”。

　　江泽民对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说，北约轰炸南联盟是美国“彻头彻尾的炮舰政策”的一个实例，应该“引起各国政治家的警惕”。他还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这一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否则中国人民不会答应。”第二天，在接见俄罗斯特使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时，江说：“中国人民以游行、集会、声明、座谈等各种形式表达他们的强烈愤慨，表明了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的热情、意志和力量。”他还以无畏的气概宣布：“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可欺的，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不可侮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如果考虑到短短5个月前江泽民的态度，他对“9·11”事件的反应似乎也是令人吃惊的。当时，一架正在中国沿海监听电子信号的美国海军EP-3“白羊座”侦察机与中国的一架歼-8喷气式战斗机相撞，造成中国战机坠入南中国海，机毁人亡。受损的美国海军飞机则未经授权迫降于中国海南岛。消息传开后，波澜壮阔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和学生的愤慨言论淹没了中国电台、电视台和报刊，遍布大街小巷，充斥了互联网。江主席再一次亲自表达了中国的愤怒。他说：“美国应该就此事件向中国人民道歉，并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

　　尽管与在使馆被炸和撞机事件时江主席的愤怒态度相比，他有关“9·11”事件的“慰问与哀悼”似乎很像是一个大转弯，但事实并非如此。不了解江的真实信念，就很容易以为他在使馆被炸事件和撞机事件中对美国的严辞抨击是颇有算计和机会主义的，而且会以为他在利用这些不幸的偶然事件煽起国内的反美情绪。这一结论无疑是错误的，是基于对中国的误解而形成的简单化判断。

　　要理解江泽民的想法，就需要懂得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即需要注意江出生、成长、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在这一背景下所呈现的一系列主题都表明，江有关使馆被炸、军机相撞和“9·11”袭击的声明在哲学上来自同一个源泉，都与他对中国的长远整体看法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对美国的认识相一致。

　　尽管江泽民反对他所说的美国“单边主义”，可是他欣赏美国文化、美国人民以及美国人民的理想。当许多美国人批评江泽民反美的时候，一些中国人却说他是“亲美派”。江泽民并不亲美，但他懂得美国。他首先是一名中国的爱国者，相信美中之间的良好关系对21世纪的和平与繁荣是不可或缺的。

　　1989年，中国深陷于自人民共和国40年前成立以来最大的各种危机之中。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大批抗议学生聚集在中国首都北京的心脏———天安门广场。政府作出了反应，先是发布戒严令，接着又动用了武力，随后发生的事招致了国际社会的责难。在一度混乱中，这个国家的最高职务———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一职被交给了一位前工程师。此人因其忠诚、老练、文化价值观以及知识分子的多种兴趣而闻名。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这个前额头发开始变得稀疏、戴着大号眼镜的名叫江泽民的大个子，不过是个“过渡性人物”，在一个新的强人登台亮相之后，他就得让出自己的位子。

   10年过去了，江泽民仍然稳稳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仅如此，他还得到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国家主席的职务，这使得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尽管他花费了多年时间革新政策、争取共识和纵横捭阖，但他确实让整个世界感到吃惊，因为他把他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经济超级大国。在江的领导下，中国发生了超出人们想像的变化，但是在1999年5月，这个国家却面临了一场严峻考验，起因是名副其实的“火”。

     这年春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对南联盟开始发动空袭，以迫使该国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停止塞族人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的进攻。5月7日，一架美国的B-2轰炸机携带4万磅弹药前往南联盟执行一次轰炸任务。在它的数个打击目标中，有一个塞尔维亚人的军事补给站，该目标的详细坐标已被输入轰炸机先进的制导系统，并已与精度达一米的美军全球定位卫星相匹配。

　　1999年3月24日至5月6日之间，在北约部队投到南联盟的9000枚炸弹和导弹中，只有7枚炸错了目标。5月7日这天，有5枚这样的炸弹落到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炸弹摧毁了使馆建筑，并炸死了3名中国记者，另有20余人受伤。北约宣称这些炸弹并不是偏离了目标,问题是目标本身就是错的。为了辩解他们怎么会把那幢庞大、显眼的使馆建筑误认作一个军事补给站，北约的发言人将之归咎于“错误的情报”，说是中情局官员向军队决策者提供了不正确的资料———或者像美国情报部门所说的那样，是“旧地图”的缘故。

　　在使馆被炸之后的一小时内，江泽民召集国家的最高级领导人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组成党的最高领导班子并管理着国家的7名政治局常委都出席了会议，此外还有所有相关部门的首脑，包括中央军事委员会、外交部和国务院新闻办。他们需要作出迅速反应，但作出反应是一件需要周到地考虑各种平衡的微妙的事。

　　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后任驻联合国大使的王光亚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事后回忆了当时的微妙敏感之处。他说：“我们认识到，这一事件肯定会在民众，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造成冲击波。学生们肯定会作出反应。”

　　对中国人来说，这起炸馆事件是对他们国家的一个侮辱，而且大多数人认定它是蓄意的。愤怒的群众开始在北京聚集，他们把怒火对准了美国大使馆———位于北京东部一个绿树成荫的地区———困在使馆里的美国驻中国大使尚慕杰简直成了人质。当人群越聚越多，情绪也越来越对立时，有经验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认识到这场示威活动是自发的。

　　此时，在中南海———这是毗邻天安门的一片用高墙围绕的区域，里面是中国式的建筑，朴实无华，有宁静的湖泊、幽雅的环境，国的高级领导人就在这里居住和办公———人们注意到了当前局势的讽刺意味，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批评中国对本国人民的意愿漠不关心，而现在，听取公众呼声就将意味着采取更强硬的反美姿态。

　　“告诉美国政府，中国人民不是好欺负的，”一位中年人在美国大使馆外对一名西方记者大声说道，“中国不是科索沃，更不是伊拉克。”

　　在听取了来自现场的报告并提了一些问题之后，江泽民请在场的几乎所有与会者都发表意见。

　　“在大家都发表了意见并充分讨论以后，”王光亚回忆说，“最后就轮到江主席来平衡中国的长远利益和人民一时的情绪了。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大家都很清楚中国必须作出强烈反应。我们的主权受到了侵犯，国际法的准则遭到了践踏———我们知道中国的公众肯定会密切注视我们的一举一动。”

　　“但是，”王光亚（他曾就读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补充说，“我们也知道学生们可能作出过激反应。因此，我们大家立即认识到，当时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怎样对待我们自己的公民，尤其是学生，怎样阻止不恰当的行为，怎样说服他们不要采取过激行动。”

　　最后，与会领导人共同决定了采取的行动步骤。第一步是，中止有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暂停与华盛顿之间的军事和军备控制磋商，并要求美国赔偿中国在此次袭击事件中所受的损失。第二步是，安排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发表一次电视讲话，讲话将具有双重目的，即既让听众感到中国政府是非常严肃认真地看待这一事件的，同时又敦促公众克制。“江相信，”王光亚说道，“尽管中国遭受了极大的委屈，但我们不能因为反应过度而危及我们的未来。”

　　“就在外交部这里，”王光亚说，“我们收到了民众发来的大量异常强烈的批评意见，有些态度极为不好。信件堆积如山。我们的电话总机给来电打爆了，我们部的网站也因为收到太多的电子邮件而几乎瘫痪。想想美国人总说在中国没有言论自由，这真是一种讽刺。”

　　“一些人要我们对北约或美国宣战，或者用导弹袭击北约总部作为报复，”王接着说道，“早前，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发表过一些激烈的讲话，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在听到这些不加掩饰的讲话后主张中俄两国建立一个能够抗衡美国的军事联盟。”

　　就在发生这样的激烈争论的背景下，江泽民强调保持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性。他敦促坚持当前的外交政策，因为这不仅有利于世界和平，也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

     长期以来，中国民众一直高度警惕外国侵略，他们把北约部队在中国的象征性领土上炸死3名中国公民一事视作奇耻大辱。江泽民意识到，共产党必须带头表达这种民族情感，否则将冒对当前的爆炸性局面失去控制的危险。

　　江主席和朱镕基总理相信，良好的中美关系对于改革中国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是十分必要的，这不是什么秘密，但并非他们所有的同事都完全同意这一观点。普通的中国人已变得越来越反美，这一态度的转变缩小了江泽民的回旋余地。1995年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87%的中国青年人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57%说他们最反感的国家就是美国。一名大学生在美国大使馆门前守到第三天时表示：“即使政府禁止抗议活动，我们还是要继续示威，直到美国人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一些人颇有点怀旧地谈到了毛泽东，赞扬他在朝鲜战争期间所采取的抗美行动。“现在，每个人都在讲毛主席真伟大。”一名陆军上校这样说道，“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粉碎美帝国主义。”

　　面对公众日益高涨的愤怒情绪，江决定要加以引导，而不是与之唱反调。他采取行动疏导人们心中的怒火，努力使政府的政策与抗议群众的呼声相协调。他希望确保两件事，一是他的国家保持稳定，二是他的政府安然无恙。总参谋长傅全有上将表态忠于党，并发誓“要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它们不受践踏”。

　　官方媒体赞扬学生们支持政府。由党支持的学生团体租来了公共汽车，直接把学生们拉到了使馆区。

　　5月9日，将成为江泽民接班人的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出现在电视上。胡谴责炸馆事件是一起违反国际法的“罪恶行径”，他说中国政府“坚决支持、 依法保护一切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议活动”。但同时他又补充说，政府将“防止出现过激行为”。这是大多数人第一次听到胡发表讲话，这位下一代主要领导人树立了一个坚强果断的形象。

　　当学生们在发泄着对美国的怒火时，胡锦涛一边鼓励他们，一边努力让他们保持冷静。胡当时是最年轻的国家高级领导人。要想控制这场危机，疏导学生们的愤怒情绪至关重要，共青团（胡仍与之保持着纽带联系）向学生们提供标语并组织车辆把他们送到使馆区。

　　大约在同一时候，克林顿总统打来一个热线电话以表达他个人的歉意，但江拒绝接听电话。“这一错误让我十分震惊并深感不安，我马上打电话向江泽民道歉。”克林顿回忆道。他将这一悲剧性的误炸事件称作“这场战争期间最严重的一次政治挫折”。但中国领导集体已经作出决定，任何来自美方的道歉都必须以国家的名义正式作出，而不应该在两国领导人之间私下进行。克林顿放弃了外交礼仪，“公开并反复地”道了歉。

　　同一天，克林顿正式致信江，“代表美国人民”对炸馆事件表示“道歉和真诚的哀悼”。他强调说，这次袭击事件“绝对不是蓄意的，也不是故意的，而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我不怪人们为此而不高兴，我本人也对此感到不高兴，”克林顿说，“但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需要把握分寸。”

　　在整个中国，愤怒的群众越来越多，并且变得更加喧闹。学生和工人继续向美国使馆投掷石块和垃圾，砸碎了仅剩的几块窗玻璃。在其他城市，人们也组织了针对当地美国使团的抗议游行。美国国务院警告美国公民不要前往中国旅行，并建议那些已在中国的美国公民避开人群。

　　在被堵于使馆3天以后，美国大使尚慕杰发回了一份现场报告。“我们现在在使馆内，我们被一条警察的隔离线围在中间，”他说，“使馆的建筑被扔进来的投掷物损坏了，窗户破了，昨天扔进来的土制燃烧瓶至少在使馆内引起两起火灾。”尚慕杰补充说。尽管克林顿总统作出了正式的道歉，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也前往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表达了美国政府深深的哀悼，但中国媒体当天对这两个举动都未作报道。

　　就在炸馆事件发生数小时后，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召集报纸编辑开会讨论报道的口径问题。从那一刻起，每一份报纸———从时尚的《北京青年报》到党的喉舌《人民日报》———都用好几个版面报道炸馆事件，表达了一致的观点并经常使用同样的语言。以大字标题醒目地刊出《震惊—愤怒—抗议》、《这次轰炸是有预谋的》，中国报刊从尝试新闻多样性的道路上退了回来，又开始用同一个响亮的声音说话了。几乎每一家报纸都发表了大同小异的专栏文章，而这些文章又几乎出自同一些军事专家之手，他们提出“证据”证明这起炸馆事件是蓄意的。一直关注腐败问题的电视节目现在也开始批评美国。

　　对于西方来说，这看上去像是一场旨在改变舆论方向的宣传运动。事实却恰恰相反。尽管媒体始终不能质疑或反对党和政府的意见，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同意它当时还能操纵人们的思想或意见的说法。相反，是公众决定着媒体的报道。报纸的标题、愤怒的言辞以及专家的观点恰恰都是读者和听众想读到和想听到的，这就像受市场驱动的媒体在西方所做的那样。说炸馆事件是蓄意的，不过证实了大多数中国人所深信的一点，即美国希望遏制和控制中国，并将不遗余力地这样做。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美国人指责中国政府煽动反美仇美情绪。他们天真地将中国媒体的报道解读为是北京利用局势的一种方式。他们错误地认为，炸馆事件将给中国领导人提供一个现成的借口，去做许多西方人害怕他们做的事———走上民族主义的侵略扩张之路。

　　民意调查显示，有高达90%的受访中国人不相信北约有关这次炸馆事件纯属意外事故的解释———这一统计结果来源于与深谙时势的中国人的交谈。他们说，这一解释并不可信，因为像美国这样一个技术先进的国家不可能会犯这么愚蠢的错误。

　　鲍里斯·叶利钦给江泽民打来电话，表达了他对炸馆事件“最强烈的谴责”，并补充说：“俄对这一事件的立场与中方完全一致。”江把这次袭击称作“极其野蛮的行为”，并说中俄两国应加强在包括科索沃在内的国际问题上的合作。双方同意，对主权国家进行军事干涉是错误而危险的。在前往光明日报社悼念并赞扬死去的记者中的两位时，江称这次袭击“是对十二亿中国人民的公然挑衅，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践踏”。

　　尽管克林顿总统已经向江主席道了歉，但人们仍然觉得有待北约和美国作出正式道歉。中国取消了与美国的正常军事接触，中断了有关武器扩散、军备控制、人权以及国际安全等方面的磋商，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了。

　　在为驻南联盟使馆工作人员回国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江授予了3位死去的记者以“革命烈士”的称号，并赞扬了中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义愤。他说，这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和巨大凝聚力”，并强调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可欺的！”3年来，江第一次用“霸权主义”来形容美国，这是中国专门用在敌人身上的贬称。他指责美国利用自己在经济和科技上的优势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他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这一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必须对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作出全面交代”，并警告说，“否则，中国人民决不答应”。

　　与此同时，江要求中国人民把他们的义愤转移到发展国家的经济力量、国防力量和提高中国的民族凝聚力中去。他宣称，必须保持社会稳定，并强调指出，中国必须“对国内外敌对势力伺机搞乱中国、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图谋，时刻保持警惕”。人们都未忽略，江提到了“国内敌对势力”。

　　5月14日，在经过一周的紧张沉默之后，江主席接听了克林顿打来的一个电话。在30分钟的交谈中，克林顿再次对这一悲剧表达了他真诚的遗憾，并向受伤的中国使馆人员致以慰问，向遇难者家属表示哀悼。克顿后来描述了他在炸馆事件后与江的第一场谈话。“我再次道了歉，并告诉他，我确定他不会相信我会在知道的情况下袭击中国使馆。江回答说，他知道我不会这么做，但他相信五角大楼或中情局中有人并不赞同我扩大与中国的接触，他们可能存心在地图上做了手脚，以引起我们之间的裂痕。江很难相信，一个像我们这样技术如此先进的国家会犯这样的错误。”然后克林顿若有所思地说，“我也很难相信，但事实就是如此。”克林顿向江保证，将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并会尽快让中国人民知道事件真相。江表示，他“注意到”了美方的道歉，这个外交辞令意味着北京最终愿意接受克林顿的反复道歉。江声明，那些抗议活动都是人民自发的反应，并告诉克林顿，要想修复两国业已受损的关系完全取决于美方。

　　第二天，中国的官方媒体醒目地报道了克林顿的道歉，这场危机的热度达到顶点后开始消退。所有的全国性报纸都在头版报道了克林顿道歉的事，同时在显著位置还报道了江呼吁中国人民化悲愤为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未来不会再受到类似欺侮的强大国家。

　　在西方，人们把中国报纸对克林顿道歉一事姗姗来迟的广泛报道视为一种证据，认为这证明中国政府鼓励了全国各地兴起的抗议活动。但事实上愤怒的情绪首先来自中国民众，而不是他们的领导人。不管政府做什么或说什么，人们的愤怒都会爆发出来。从美国人的第一次道歉到中国媒体对此进行广泛报道，中间隔了4天时间，这就给了这个国家的公民一个机会去表达并纾解他们的愤怒。当媒体最后报道说美国道了歉，老百姓的气已经出得差不多了，这时候谈问题的解决办法，他们也能够接受了。

　　西方学者认为，炸馆事件将使美中关系倒退很多年。他们错了，事情的发展恰恰相反：江泽民利用这场危机巩固了领导地位，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进程。事后，中国媒体持续不断地赞扬了他对这场危机的处理方式。

　　6月中旬，美方以一种全面的、较为折中的方式就炸馆事件向中国人民作出了自己的交代。中国中央电视台在全国收视率最高的《新闻联播》中用很长一段时间对此作了报道。政府开始着手淡化对抗，就像江从一开始就主张的那样。“大多数中国人民相信（炸馆事件）是有预谋的，”政府的一名外交政策顾问说，“我们需要时间释放这种情绪。”

　　中国人民对这一悲剧的反应，反映了他们对美国的复杂态度。当时在美国使馆门前的抗议人群中，有一名大学生向记者气势汹汹地痛斥了美国的傲慢思维，即美国认为应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强加给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当这名学生继续高声谩骂时，采访他的记者问，他打算这样骂多久。这位年轻人就事论事地回答说，他在这儿呆不了多长时间。他解释说，他必须回家准备即将到来的GRE考试———美国研究生院的入学考试。

  就像在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地方一样，很多中国人渴望像美国人一样地生活，尽管他们同时也憎恨在他们看来美国所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强权。中国人的感情可以用下面这个笑话加以概括：“二战以来，为什么除了美国以外的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发生过革命？因为美国是唯一一个没有美国大使馆的国家。”

　　美国人的缺乏敏感和自我中心主义的天真也于事无补。尚慕杰叙述了这样一件事，它发生在1997年的一次国会代表团访问北京期间。一位高级官员对代表团介绍了中国的国内和国际事务之后，主动请代表团成员提问。“我想知道，”一位议员提问道，“你是否已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尚慕杰回忆，那位中国官员看上去惊呆了。

　　1989年，中国有些人呼吁美国帮助他们反对自己的政府。10年以后，他们又毫不客气地批评自己的领导人不敢挺身跟美国对着干。当初，标杆是政治自由；而这一次，是民族的自豪感。当年天安门广场的示威者们比他们的领导人更向外看；现在情形正相反，与他们的民族主义的批评者和老百姓相比，江泽民和他的政府更向外看。在短短的10年内，这个国家已经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而这10年恰恰是一个人当政的10年。

　　要想充分理解中国在江泽民领导期间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惊人的改善，这个国家的实力和活力也得到了极大的增强，这些变化在几乎每一个城镇里都是显而易见的。按购买力计算，中国的经济已居世界第二位；而在此后30年内，中国有可能跃居世界第一。中国企业把电子产品销往世界各地，中国的企业家正在互联网上创建私营公司。

　　尽管失业、腐败、收入不平衡、法律体系粗陋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确实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而且颇为棘手，但在广大人民中间仍然存在着一种新的活力和自信心。物质上的富足只是部分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不再害怕讲出他们的心里话。数亿人用上了手机，甚至用它来收发政治笑话；超过10亿中国人看上了电视，可供他们选择的频道有数十个。服饰和娱乐的多样性，从电影到时装的艺术形式，个人行为的灵活性———选择工作、不受限制的旅行、性教育，所有这些都证实了这场变革的非凡惊人。中国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把自己的第一个宇航员送入太空，开始了有步骤的法律和政治改革，重振了它的武装力量，并且参与了每一个重大外交问题的解决。对国内事务充满信心，在国际上受到尊重，中国已成为世界大国中的一名领导者。

　　江泽民的一生和领导生涯几乎贯穿了中国历史上疾风骤雨的80年，可以说是这段历史的生动写照。他的一生就像是一首史诗，其中包含着战争、贫困、革命、政治动乱、社会动荡、经济改革、国家转型以及中国在国际上的重新崛起。在审视江的一生及其留给后代的精神财富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动荡历史之间的冲突，感受到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所遭受的异常深重的伤痛，所怀有的高远志向，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以及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在某种意义上，那些最初对江泽民持怀疑态度的人说得也对。他是一个过渡人物，但并不是他们所指的那种。他坚持自己的理想毫不动摇，即便有些家长作风；他拥有进行政治活动的高超技巧，没人预料到他会有这一手；他充满毅力，甚至可以说是从不懈怠，出人意料地成了变革的代表，使饱受创伤的中国过渡到了一个稳定、自信而繁荣的社会，并正在新的世界秩序中迅速崛起。那些怀疑论者完全误解和低估了这个人，这个改变了中国的人。

   江泽民毕业照             该书封面

根据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  作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录入

　　1.剑术中最高的境界即是“无剑“。人生若能达于斯，夫复何求？

　　2.决无失恋的痛苦。道理很浅显，好比穷汉不会掉钱包一样。

　　3.哲学家说，一个女人等于500只鸭子。即便是我没事，也不会去养那么多的鸭子，更何况我的事儿很多。

　　4.眼下野蛮女友之风盛行，不找女友实是为自己身体考虑，没办法谁叫咱太瘦呢。

　　5.不须陪坐看悲情影片，看完不须递手。

　　6.可让N个女生长年累月地害单相思(N为非负整数。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N=0)。

　　7.不用循规蹈矩、收敛形骸，故作圣人状。我是一个俗人，形骸放浪惯了，改不了也不想改。

　　8.遇到美女，可以肆无忌惮地看个够，而不会有任何不良后果。即使她的男友就在旁边也没关系，他是绝无还击的机会的。

　　9.不找女友也是古人的圣训。靠办学发了财的孔先生对它的学生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可见他老人家的用心，不然的话，他会说，“三人行，必有灯泡“。

　　10.不会面临“你要它(她)，还是要我“的两难选择。我爱运动，爱旅游，爱上网，所幸的是它们都不会给我提诸如此类的“二选一“的难题。

　　11.找一个美女做女友，好比买一部好单车，日防抢，夜防偷，日子久了，恐怕要得神经衰弱；找一个丑女，更非我所愿。鲁迅说，“柏拉图的恋爱论我是能看、能言，却不能行“。我也一样。

　　12.假使我某日不幸成名，然后冒出一个女人，出本书叫《XXX与我二三事》，大赚其钱，我岂不是亏大了？

　　13.不会背上“重色轻友“的恶名。没事儿干的时候，可以和朋友一起大碗儿喝酒，大块儿吃肉。

　　14.对于美女，我虽心向往之，但决不追求她。倘若象我这么优秀的男生去追求她，岂不是要让她的自我感觉比我还良好？

　　15.听LLA(LOVE LOSER ASSOSIATION)的同志们痛陈屡战屡败的悲惨经历，乃作同情安慰状实则心中暗爽。事实上，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就不会自去找事儿。“女人永远伤害不了男人“，斯言诚哉！

Windows系统和部分软件的快捷键（一）

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现在为大家收集了Windows系统和部分常用软件的快捷键，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常见用法（在Windows系统和微软产软件中有效）：

F1 显示当前程序或者windows的帮助内容

F2 当你选中一个文件的话，这意味着“重命名”

F3  当你在桌面上的时候是打开“查找：所有文件” 对话框

F10或ALT  激活当前程序的菜单栏

windows键或CTRL+ESC  打开开始菜单

CTRL+ALT+DELETE  打开任务管理器

DELETE  删除被选择的选择项目，如果是文件，将被放入回收站

SHIFT+DELETE  删除被选择的选择项目，如果是文件，将被直接删除而不是放入回收站

CTRL+N  新建一个新的文件

CTRL+O  打开“打开文件”对话框

CTRL+P  打开“打印”对话框

CTRL+S  保存当前操作的文件

CTRL+X  剪切被选择的项目到剪贴板

CTRL+INSERT 或 CTRL+C  复制被选择的项目到剪贴板

SHIFT+INSERT 或 CTRL+V  粘贴剪贴板中的内容到当前位置

ALT+BACKSPACE 或 CTRL+Z  撤销上一步的操作

ALT+SHIFT+BACKSPACE  重做上一步被撤销的操作

Windows键+M  最小化所有被打开的窗口

Windows键+E  打开资源管理器

Windows键+F  打开“查找：所有文件”对话框

Windows键+R  打开“运行”对话框

Windows键+BREAK  打开“系统属性”对话框

Windows键+CTRL+F  打开“查找：计算机”对话框

注：windows键就是键盘上“空格键”两边都有的、印有微软旗帜的

SHIFT  在放入CD的时候按下不放，可以跳过自动播放CD。在打开word的时候按下不放，可以跳过自启动的宏

ALT+F4  关闭当前应用程序

ALT+SPACEBAR  打开程序最左上角的菜单

ALT+TAB  切换当前程序

PRINT SCREEN  将当前屏幕以图象方式拷贝到剪贴板

ALT+PRINT SCREEN 　将当前活动程序窗口以图象方式拷贝到剪贴板

CTRL+F4  关闭当前应用程序中的当前文本（如word中）

CTRL+F6  切换到当前应用程序中的下一个文本（加shift 可以跳到前一个窗口）

特别地，在IE中：

ALT+RIGHT ARROW  显示前一页（前进键）

ALT+LEFT ARROW  显示后一页（后退键）

CTRL+TAB  在页面上的各框架中切换（加shift反向）

F5  刷新

CTRL+F5  强行刷新

我的爱

以下内容为限制级，请谨慎阅读

针对毕业生就业的一些问题的浅见

总体的感觉是就业形式不乐观，日趋严峻。这只是一个大环境。针对当前的毕业生在择业方面还存在的一些问题发表愚见。

有一部分毕业生抱着两手准备，一方面尽力找个好工作，一方面准备考研。这是好事。但熊和鱼掌不可兼得。毕业生不论是选择就业还是考研，都要经过自己的考虑，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能盲目跟风随大流。别人做什么自己就做什么。所有的选择都要符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长远打算。如果选择考研，你要考虑你是否有自主学习的能力，是否适合做更深的理论研究，经济能力能否承受。而选择现在就择业，你要考虑自己对将来是否有较好的规划，是否可以走出校园去打拼。考上研究生，并不一定就高人一等的事，三年以后就业形势会更严峻，说不定你会去帮你的本科同学打工，而现在就找到工作也不是说就端上铁饭碗了，变数还很多的。总之，要多一些理性，少一分盲目。

还有一部分毕业生有个较为显著的特点，对工作地域抱有明显的偏见。也许抱着“父母在，不远游”的思想，不愿意去西部，东北地区，甚至不愿意到省外去工作。其实现在世界都成一“地球村”了，谁还言“少不入川，老不出川”，趁着风华正茂，大可以走得更高更远，去创一片新的天地。如果去欠发达地区，可以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用人单位的丰厚酬劳和相对较弱的竞争环境，发展空间依然很大。尤其是像面对这次双选会以石油为主的能源企业，只有我们能吃苦，才会有前景的。要摈弃我们那种一毕业就要做个什么白领之类的错误想法。

还有是说给所有大学生的，要珍惜大学的时光，该做什么做什么。英语四级，计算机二级一定要过，能过英语六级就更好，不论你是学什么的。仔细观察双选会上的单位，很多都将过英语四级，计算机二级作为一个首要选择条件。同时，许多单位都对担任过学生干部的毕业生有所期望。并不鼓励大家把简历都做成什么班长部长，像有地方出现的一个班上有六七个班长那样的笑话。而是要大家积极参与到各类各型学生活动之中，去收获一些在课堂和书本上学不来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你也后的成长与发展中非常重要的